曹禺晚年被痛苦困擾 想跳窗不愿"用嘴活著"(圖)(5)

　　5

　　遲滯

　　“奇跡沒有來,不肯再來了”

　　1957年“反右”運動起來的時候,曹禺沒有受到波及。這一年他的好友吳祖光因為大鳴大放的言論遭受攻擊,剛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曹禺立即做出反應,一連推出《吳祖光向我們摸出刀來了》、《質問吳祖光》兩篇文章痛加批判。“批判胡風”運動中他也寫了批判胡風的文章。

　　多年后,曹禺對此事深感后悔:“我是對不起他的,還有其他一些朋友……那時,我對黨組織的話是沒有懷疑的。叫我寫,我就寫,還以為是不顧私情了。”

　　“他批判別人自己也是膽戰心驚的,我們也可以理解。不寫他也不能避免被批判”,田本相說,曹禺膽小怕事,而且一直在不斷否定和批判自己。

　　“文革”中,曹禺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一天半夜,他被中央戲劇學院的造反派抓走,蒙著眼睛拉到通縣那邊。后來周恩來知道了過問此事,才被放回來。

　　之后,曹禺被關在單位牛棚里勞動改造,每天掃大街、清廁所、被批斗。作為弟子的梁秉堃,當時被軍宣隊指派為曹禺的班長。軍宣隊要求曹禺寫認罪檢查書,如果寫好才能“解放”。曹禺的認罪書改了七八次,仍然不被通過。

　　梁秉堃記得,那時曹禺坐在房間里通鋪前的小馬扎上,兩只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墻壁,手里拿著紙和筆,唉聲嘆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突然喊:“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他們怎么碾!”

　　多年后,曹禺對采訪他的記者說:“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于這個世界……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文革”中,曹禺還曾在首都劇場的傳達室里干過,結果被來訪問的日本人發現了,就把他調到北京人藝宿舍的傳達室,分發報紙、傳呼電話。萬方記得,父親被表揚過,因為他在食堂里每頓都只吃四分錢的菜。

　　曹禺曾經很羨慕他常遇見的一個胡同里掃地的老太太,可以渾渾噩噩地茍全性命。他說:“我羨慕那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1978年粉碎“四人幫”時,曹禺已是66歲的老人。恢復職務和地位的他,晚年社會事務極為繁忙。萬方回憶,那時曹禺的頭銜越來越多,電話天天響,要他開會、題字、看戲、評獎之類。曹禺也什么都應承,有時候一天安排四個活動,包括接機、追悼會、見外國代表團等等。

　　每次參加活動回到家,曹禺都倒在沙發上,被抽空了似的。他對萬方說:“一天到晚瞎敷衍,說點這個說點那個,就是渾蛋唄!沒法子。”有說不出的沮喪。

　　“他心里很清楚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說,我是用社會活動麻醉自己,我想寫,寫不出,痛苦,就用社會工作來充塞時間。他感嘆說,這么下去怎么得了?”

　　黃永玉曾說,曹禺“被勢位所誤”,在田本相看來,曹禺很會寫人的悖論,寫人一旦陷入某一環境,就很難出來,越清醒就越痛苦。曹禺晚年曾想寫一部劇本《孫悟空》,就是寫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而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曹禺自己的寫照。

　　1979年巴金給曹禺的信中說:“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

　　十幾年后,吳祖光到醫院去探望曹禺。曹禺說起寫作上的失落,吳祖光脫口說:“你太聽話了!”沒想到曹禺幾乎叫喊著回答:“你說得太對了!你說到我心里去了!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什么,我馬上去干……可是,寫作怎么能總聽領導的?”吳祖光心想:他終于明白過來了,但是錦繡年華已經過去了。

　　“你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會做人了”,周恩來曾這么說曹禺。而梁秉堃記得,當時各種戲劇演出都請曹禺去看,看完演員或導演都會問曹禺如何,曹禺幾乎無一例外都說:“好,好得不得了!”不管內心是否真的如此想。《于無聲處》在全國熱起來之后,作者宗福先去拜訪曹禺,梁秉堃記得,曹禺親自跑到外面雪地上去等宗福先,一見面握著對方的手說:“你是我的老師!”

　　1988年,萬方寫了一個話劇《誰在敲門》。劇中主人公有過了不起的創作,后來創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頂閃光的帽子始終戴在他頭上。在“文革”中,這頂帽子被揪下來,連同他的腦袋一起扔進了屎坑。“文革”結束后,帽子和頭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體上。

　　萬方一度希望能在父親誕辰一百周年把《誰在敲門》搬上舞臺,她認為這是對父親最好的紀念,可惜沒有達成。

　　晚年的曹禺一再嘗試重新寫作。在巴金激勵下,他試圖將抗戰時期未完成的《橋》寫完。有一段時間,他每天半夜兩三點起來寫四個鐘頭,廢棄大量草稿。但這個劇最終也沒能完成。

　　曹禺曾對萬方說:“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時候再出來那個勁兒,可是像是不大行了。”萬方說,他開過若干個頭,但總是寫著寫著就寫不下去了。萬方問他為什么,“他說也不是害怕,就是覺得不對頭,覺著可能出錯。”

　　曹禺晚年試圖寫而沒寫成的,還包括《黑店》、《孫悟空》等許多戲,他留下了大量的提綱和草稿。

　　老年的曹禺曾有一段日子,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趴在客廳的方桌上寫著什么。萬方手里有一張那時寫的紙,上面寫著:“為什么一個字也寫不出。……譬如我總像在等待什么,其實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許他始終有所期待,期待奇跡的出現,可奇跡沒有來,不肯再來了。”

　　南都記者　田志凌　實習生　馬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