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標準如何辨析？今天應反對的“三俗”是什么

　　黨中央和各級政府首先應該有一雙“萬山大叔的眼睛”，帶領人民認清何為雅、誰是俗?方向搞錯了，就會導致親者痛、仇者快的嚴重后果

　　什么是雅、什么是俗

　　究竟什么是“庸俗、低俗、媚俗”?社會各界存在著不同的認識。這些認識之間的差別，甚至可以大到完全相反。筆者研究雅俗文化問題將近20年，當年的博士論文就是探討抗戰期間中國文學“超越雅俗”的課題。學術界已有的認知，“雅”和“俗”本來沒有褒貶色彩，只是類別上的不同。“雅”本來是“夏”，指的是周王朝統治的核心地區，相當于我們今天說的“文化中心地區”。而“俗”指的是其他地區。我們不能說非文化中心地區的文化，就比中心地區“低下”，正像今天不能說一個四川人、廣東人、東北人，就不如北京人有文化。根據著名美學家、《民國通俗小說論稿》的作者張贛生的研究，中國人產生“俗”這個概念，大約是在西周時代。殷商的甲骨文和銅器銘文中均未見有“俗”字。到西周恭王(前968—前942)時所作衛鼎和永盂的銘文中已有“俗”字，用于人名;宣王(前827—前782)時意指禮法，已具“風俗”的意思;同時代的毛公鼎銘文中的“俗”則當作“欲”解。西周銅器銘文并不常見“俗”字，現知僅數例，用法大體如此。從傳世古籍來看，《易》、《詩》、《書》、《左傳》和《論語》等重要典籍中均未見“俗”字，這不會是偶然現象，它似乎證明“俗”的觀念在春秋時代尚未得到普遍確認。

　　進入戰國時代以后，“俗”成了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如《孟子》云：“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莊子》云：“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管子》云：“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不明于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周禮》云：“以俗教安，則民不愉，”《禮記》云：“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如此等等指的都是風俗或民俗，即某一民族或地區由習慣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風俗之“俗”本無所謂褒貶意，故《荀子》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風俗作為一種人類社會文化現象，它不是個人有意或無意的創作，而是社會的、集體的現象，是一種非個性的、類型的、模式的現象，它體現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由此又引申出“俗”的另一層含義——“世俗”，在“俗”字前加上“世”字，是指一般情況，雖然含有“平凡”的意思，但并不一定就是“俗不可耐”，如《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墨子》云：“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都是指一般的見識不高明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的人應該知道，“俗”是一個雙重語義的概念。當它作名詞時，是習俗、風氣，“多數人普遍實行的習慣生活方式。”當它作形容詞，表示性質、特征時，則是凡庸。這兩重語義經常是同時呈現、含混表達的，如錢鐘書闡述漢字中蘊含的辯證法時所云：“賅眾理而約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訓得以同時合訓焉，使不倍者交協、相反者互成，……語出以關，文蘊兩意，乃詼諧之慣事，固辭章所優為，義理亦有之。”筆者認為，世界上一切偉大的文化，都是“通俗文化”。正如老舍先生指出的，“俗而有力”，就是偉大。荷馬史詩、詩經楚辭、格薩爾王、唐詩宋詞元曲明說……直到五四白話文和諸多“紅色經典”，都是“通俗”的。

　　“通俗”有兩種意思，“與世俗溝通”和“淺顯易懂”。我們必須從兩方面來理解，才能把握通俗文化的本質。“與世俗溝通”強調的是創作精神，“淺顯易懂”強調的是審美品位。兩方面既相區別又相依存，“溝通”才能“易懂”，“易懂”才能“溝通”。人們的理解多偏重于某一面，才產生了許多誤解。

　　所以，“俗”不等于庸俗、低俗、媚俗。大俗就是大雅，例如白居易、紅樓夢、趙樹理、老舍、巴爾扎克、披頭士等。而故作高雅，反而恰恰是一種“惡俗”。“媚雅”與“媚俗”，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通俗”類別的文化產品中，可以有“大雅”出現，就像《詩經》中包含著“風雅頌”一樣。而所謂“陽春白雪”的類別中，也產生著大量的垃圾。例如我們不能說每一首交響樂都是“高雅”的，千千萬萬的交響樂、朦朧詩、文言文里，包含著大量的仿制品、劣質品和心理不健康的作品。而相聲、快板書、評彈、搖滾樂、鄉村音樂這些“通俗”的類別中，卻可以產生流芳百世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