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談《唐山大地震》:馮小剛作品現實主義新高度

　　馮小剛作品中現實主義的新高度

　　電影《唐山大地震》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它關乎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創作，關乎電影與科技的關系，關乎中國電影的藝術追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張跣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對《唐山大地震》進行了解讀。

　　不是煽情而是真情流露

　　張跣說，作為一名電影觀眾，他一直對《唐山大地震》充滿期待。這種期待既和導演有關，更和電影題材本身有關。事實上，有關唐山地震的悲愴、天災與人禍，我們一直缺乏一個深入的思考，更缺乏真正的藝術表現。張跣說：“我一直在想，對于這樣一個重大而且沉重的題材，馮小剛導演會呈現給我們一種什么樣的景象？他會以一種什么樣的角度切入？ ”

　　如果僅就片名和具體內容來看，《唐山大地震》既不是一部災難片，也不是一部歷史片，因為該片表現地震的篇幅十分有限，盡管影片制作的地震場面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盡管《唐山大地震》的時間跨度為32年，但這部影片并非專門描寫這段歷史，而是寫一個家庭悲歡離合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把這個起因換成別的災難性事件，這個故事仍然是可以完整講述的。從這個角度來講，這部電影顯然不足以表現唐山大地震這么一個復雜的歷史事件。作為一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唐山大地震》劍走偏鋒，沒有贅述唐山大地震事件本身，而是轉而描寫這種大災難給人們造成的心靈創傷以及如何修復創傷。其實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但卻很少有文學作品或者電影作品去表現。

　　《唐山大地震》這部電影的感染力之深超出了觀眾的預期。張跣認為，這首先得益于導演選取的角度。導演有意識地選擇了一個既非常樸素又非常討巧的角度——親情。馮小剛似乎既不想追問歷史，也不想探求人性，他打的是“親情牌”。這樣，馮小剛把一場關于天災人禍的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殘片，演變成了一道關于血緣與親情的命題。李元妮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難以割舍的選擇，寡居多年獨立支撐的艱辛，方登難以擺脫的被遺棄的噩夢，方達和母親的內心深處的沖突與牽掛等，每一個線索、每一個片斷都感人至深、催人淚下。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馮小剛注重打“親情牌”，但他并不特別煽情，甚至有時候顯得特別的克制。比如，李元妮拒絕電工師傅，只是兩句“不可能”，既干凈利索又意味深長；在汶川地震救災現場，導演完全切掉了姐弟相認的場面，控制了情緒而又積蓄了力量；直至母親下跪、母女相認，雖然是高潮但仍有所節制，既體現了人物性格，又不至于放任情緒。影片還有很多很感人的細節，比如洗干凈的西紅柿，比如死而復生的方登的墓碑，三人一起吹電扇，還有方登養父怒打女兒男朋友等，質樸生動，意蘊無窮。另外，演員的表演是不錯的，徐帆的深沉而內斂，張靜初的執拗，陳道明的張力，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既平凡又超越平凡

　　親情既是一切人性的基礎，也是一切人際關系的根基，更是一個家庭、一個民族成長與發展內在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對一部電影來說，這樣一個角度既是平凡的，也是超越平凡的；既是瑣碎的，也是深邃的，這就使得電影有了進退有余的可能。 《唐山大地震》表現的不僅是災難，更是災難帶給人們的精神創傷，表現的不僅是親情，更是親情帶給人們的道德思考。李元妮選擇的是堅守，她堅守著中國女性最基本也是最傳統的道德操守，忠貞不二；方達選擇的是逃避，他努力走出過去的陰影，用現時的成功療治歷史的傷痛；方登選擇的是固執，她為自己活著，為內心活著，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既折磨了別人又折磨了自己。

　　三個人的選擇既相互糾結，又相互矛盾，構成了現實社會的道德困境。

　　而矛盾的最終解決似乎只有通過時間的洗刷和歷史的重現，在影片中則是汶川地震對方登和方達的心理沖擊。

　　有人高度評價《唐山大地震》，說馮小剛由一個娛樂導演變成了一個 “公民導演”，說他是現實主義的新高度，這大概都是些溢美之詞。但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是“馮小剛作品中現實主義的新高度”。

　　□本報記者/王臻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