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屆重慶民營企業家年會”上，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稱，民營企業創業初期的“不規范”既是其與生俱來的“胎記”，也正是其生機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級黨委、政府一定要給予民營企業最大程度的寬容和理解，堅持先發展后規范，保護創業激情。

　　汪洋的講話贏得在場民營企業家的熱烈掌聲。民營企業的發展的確需要寬容和理解，但是，這種“最大程度”的寬容也應該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否則，無界限的寬容有可能給民營企業造成一種錯誤的信號，反而容易使民企誤入歧途。

　　比如，倘若對于一些企業違反《勞動法》拖欠工資、虐待員工的行為也予以寬容，就可能使勞資矛盾更加凸出，引發更多糾紛；倘若對一些企業違反環保法律，肆意污染環境的做法予以寬容，就可能使我們的生存環境急劇惡化；再比如，倘若對一些企業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的行為予以寬容，就可能導致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給公眾的健康帶來威脅。

　　而且，如果對民企的寬容突破了法律限制，容易矯枉過正，構成新的不正當競爭環境。應該認識到，民營企業所面臨的諸多不公待遇，是導致民企不夠規范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民企在發展之初常不得不通過“非常手段”找尋突破口的原因。但是，隨著法制的健全，隨著對民企逐漸享受國民待遇，民企的生存環境正日益改善。在這種情況下，既要強調寬容民企，也要強調規范民企，讓民企清晰地感受到它的界限。事實上，民企更需要知道自己的行為界限，它才能更好地在規范中求發展。在規范中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也才更具有競爭力和活力，更具有希望和前途。

　　對民營企業給予“最大程度”寬容與此前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所說的反對清算民營企業“第一桶金”的說法，并不是一個概念。“不清算”針對的是過去，由于當時民營企業的地位沒有從法律上得以明確，民營企業的發展舉步維艱，對民營企業提出過高要求是不現實的。反對清算民營企業“第一桶金”，有利于已經脫穎而出的民營企業繼續放心發展。而“最大程度”寬容不僅包含了不清算，還包括了對未來民營企業創業初期“不規范”的寬容，尤其需要慎重對待。

　　從經濟環境來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尤其壟斷企業)相比身處劣勢。但從社會環境來看，民營企業受到的制約要小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具有更大的“靈活性”，這種“靈活性”很容易轉變成對法律界限的逾越。一些被查處的貪官背后，大多有民營企業身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因而，在“最大程度”對民企寬容的同時，一定要讓民企知道它們的行為界限在哪里，“最大程度”不是沒有限度。

　　(來源：上海證券報，作者：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