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障GDP統計的客觀性，可以加大對數據造假者的處罰力度，還可以鼓勵和培育更多的民間中立的統計調查機構。然而，根本解決之道還在于改變以往唯GDP的政績評價機制，將官員是否為老百姓辦實事作為考核的最重要指標。一旦數字不能出干部，一旦官員政績由老百姓決定，GDP數據注水還有什么意義？

　　據北京媒體報道，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分組審議統計法修訂草案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吳曉靈認為，由于統計科學性和地方領導干部扭曲的政績觀，應該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統計。

　　GDP統計有假是老問題。2006年，國家與地方兩級之間GDP相差8048億元；2007年，這個差額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又在原有基礎上擴大了50%，達1.2464萬億元。這其中，固然有吳曉靈委員所說“重復統計”等統計科學性的問題，更大的原因恐怕在于如她所言“地方GDP成了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為造假制造了動力”。

　　由于GDP、財政收入等數據是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據，有些地方官員便打起了“數字造假”的主意。一些官員之所以無視統計法的存在，除了期望“數字出政績”外，還有“對上不對下”的思想在作祟。安徽省原副省長、貪官王懷忠有句“名言”：“能不能上，關鍵不是讓百姓看到政績，而是要讓領導看到政績。”為突出政績，GDP數字“注水”儼然已成了官場潛規則。

　　為了規避GDP統計造假問題，“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統計”也是一個辦法，但卻不是根本解決之道。一方面，國家統計局的分支機構仍然設在地方，也就為地方官員干預統計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即便統計分支機構與地方財政脫鉤，難保又不會出現“跑部前進”現象。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的腐敗表明，即便是清水衙門，只要有權力尋租就會產生腐敗。

　　為了保障GDP統計的客觀性，如朱永新委員所言“加大對數據造假者的處罰力度”也是一種手段：通過嚴懲那些擅自修改GDP數據或干擾統計工作的官員，加大統計造假違法違規成本，從某種程度上也能增加各地上報GDP的真實性。

　　筆者以為，在政府統計機構之外，還可以鼓勵和培育更多的民間中立的統計調查機構。事實上，在日美等發達國家都有這樣的民間GDP統計機構。中立機構可以和政府保持一定距離，免于來自權力的壓力和影響，確保數據不被篡改，保證調查結果的客觀真實性。而政府的責任是對這些調查機構和調查活動進行監督與規范。將來，這些民間統計機構也能在官員滿意度調查等方面發揮作用，成為政府決策與問責的重要參照系。

　　當然，GDP統計造假的根本解決之道，還在于剝離地方官員對GDP的政績依賴。單純以GDP數據考核官員政績，近些年來已日益證明弊端甚多。因此，有必要改變以往的唯GDP的政績評價機制，將官員是否為老百姓辦實事作為考核官員的最重要指標。一旦數字不再出干部，一旦官員政績由老百姓決定，GDP數據注水還有什么意義？

　　有利益的地方就可能產生腐敗，有利益的統計便會有虛假。只有將GDP數據與官員政績分開，將GDP統計機構與官場利益徹底剝離的時候，“要政績的時候是一個數字，要補助的時候又是一個數字”這類GDP統計造假的笑話才不會出現。(劉義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