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一日，中信泰富在香港復牌，股價沽壓沉重，跌幅逾四成半，一度跌至七點四六元，是一九九一年十月以來最低。中午收市報七元八角八仙，較停牌前一十四元五角二仙，下跌六元六角四仙，跌幅約百分之四十六。圖為主席榮智健二十日出席記者會情形。 中新社發 譚達明 攝

　　因澳大利亞鐵礦石項目失利，中信泰富已虧損共8.08億港元；而仍在生效的杠桿式外匯合約，按公平價定值的虧損更高達147億港元。事件爆出后，相關責任人已辭職，中信泰富主席榮智健的女兒也遭到處分。而盡管聲明對此事不知情，榮智健本人也遭遇輿論問責。實際上，在此次金融海嘯中遭遇巨虧的不止中信泰富。此前中國平安也因投資富通浮虧220多億元。

　　在世界經濟形勢急劇變化的今天，國企經營中的風險特別是海外投資風險日益突出。一份報告顯示，國企與國外財團的合資企業虧損或持平企業約占2/3，盈利企業僅有1/3。盡管說，投資有風險，但如何對國企(國有資產)投資風險進行控制和監管，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現實問題就是，這些國有資產的負責人是否需要對投資巨虧負責？如果要負責，該負什么責任？經濟責任？還是法律責任？

　　顯然，從一般意義上講，作為經營者(主要是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對國有資產負有保值增值的義務，不能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顯然不能算得上合格的經營者，也不具備繼續擔任經營者的資格。如在企業經營和投資決策上導致虧損，即使決策程序完全合法，按中國人通常的說法，至少要負領導責任，或者調離崗位，或者引咎辭職。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榮智健聲明自己對該項投資不知情，也未必能免去其所應擔負的領導責任。而若如其所言，這么大的投資公司負責人居然不知情，反而更暴露出企業管理上存在的漏洞。

　　那么，巨額虧損企業的經營者，是否應該被追究法律責任乃至刑事責任？這還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一種情況是，投資決定是經過正當合法的程序作出的決策，經營者沒有任何瀆職、玩忽職守等違法行為，那么，就不至于追究其刑事責任，畢竟現有法律中沒有“國有企業經營不善罪”，企業經營本身就是一件帶有市場風險的事情，再精明的經營者也不可能化解所有的市場風險。但這并非意味著經營者不用承擔其他法律后果，比如，《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下稱<條例>)規定，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終身不得擔任任何國企負責人。

　　另一種情況是，導致巨額虧損的投資決策是基于某種不正當、不合法的情況下作出的。在這種情況下，國企負責人可能在此過程中存在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行為，以自己的個人意志影響甚至代替集體決策，或者任由可以預見的損失后果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一旦證據充足，經營者就可能難逃刑事責任。

　　目前來看，我國對國企海外投資的控制和監管依然缺位，這方面的法律規定還比較粗糙。一方面，現有的《條例》相對比較原則性；另一方面，《國有資產法》尚未出臺。可喜的是，地方上已經有對此進行規范的嘗試，如深圳在2005年出臺的《深圳市屬國有企業投資管理暫行規定》中就規定，市屬國有企業原則上不得從事非主業投資，不得從事高風險投資活動。國有資產當以關系國計民生的穩健投資為主，參與高風險投資乃至投機活動顯然與其使命相悖。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鑒，希望中信泰富和中國平安的巨虧能夠成為一個反面案例，為未來的制度完善提供一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