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經濟多年來一直保持快速發展，為何職工平均工資增幅反而逐年下降？”針對備受社會關注的工資增長問題，深圳市政協委員王同信、王鴻利在提案中呼吁盡快制定并實施深圳市工資倍增計劃，用五到七年的時間使職工工資增長一倍以上，同時用三到五年的時間實現最低工資倍增目標。(《深圳商報》4月9日)

　　從去年以來，“工資倍增”屢屢被專家學者提及，在CPI連創新高的背景下，深圳的兩位政協委員再次提出“工資倍增”計劃，當然也會再度成為關注焦點。這樣的呼吁很容易博得社會的掌聲，“工資倍增”也的確是實現藏富于民目標的重要途徑。但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我認為全民減稅比“工資倍增”更公平、更容易實現，輿論應該對此給予更多的關注。

　　制約“工資倍增”的條件有很多，比如勞動力過剩、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等。也正因為如此，“工資倍增”才一直只是全民紙上的夢想。如今物價雖然持續上漲，但制約工資增長的這些因素并沒有太大改變。更關鍵的是，在中國目前面臨巨大通脹壓力的情況下，倘若實行“工資倍增”計劃，則不僅會大大提高企業成本，也必然會進一步增加貨幣流通量，進而加大通脹壓力。控制CPI漲幅，嚴防全面通脹是今年經濟調控的重要任務，也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全民減稅才比“工資倍增”更契合現實。

　　說到“全民減稅”，大家提得比較多的一直是通過降低個稅起征點給老百姓多留點錢，這當然沒錯，但給“企業公民”減稅也很重要。我們日常生活中購買的商品，其價格都包含有相當程度的稅收，比如增值稅。真正的全民減稅，不光是要給個人收入減稅，也要通過增值稅等流轉稅的減收來為企業減負。企業的經營成本小了，不僅能夠獲得更大的發展活力，也能將減下來的稅收反映到商品價格中，間接上也起到了平抑物價的作用。

　　綜合來看，全民減稅不僅能充實百姓的錢袋，而且能夠緩解通脹壓力，是比“工資倍增”更有效果的調控手段，值得一試。在我國稅收屢創新高，國家財力顯著增強的背景下，政府也有能力一試。(寧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