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國家周刊》：那么，現階段是否要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人民幣升值會有怎樣一個過程？

　　厲以寧：我們要考慮的是，人民幣不升值會帶來什么問題，升值又會帶來什么問題，各自的弊端在何處？

　　(人民幣)升值是兩種升值，一種是大步升值，這是不可取的。大步升值或者說一步到位都是行不通的，你知道“位”在什么地方？誰也說不清楚“位”在什么地方。而且，人民幣大步升值，國內準備是不夠的，這樣的話會給企業突然襲擊，很多企業會被拖垮。

　　比較可取的是小步升值，小步升值怎么做呢？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管理的上下限放寬一點，這個還是由市場來定，擺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小步升值可能對中國更好。

　　如果認定小步升值可取，再與不升值比較，兩害之間取其輕，然后就是時間節點的選擇。具體(升值)時間的問題，還要綜合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因素來定。

　　《財經國家周刊》：在2010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美經濟的再平衡是提前釋放出的重點話題。有人覺得中國的高儲蓄率是導致中美關系失衡的一個根源，你認同嗎？要實現中美經濟的再平衡，中美雙方各自需要承擔怎樣的責任？

　　厲以寧：這是兩方面的問題，不能只怪中國。

　　美國在高技術進口方面有限制，你在高技術進口方面放寬一點，問題不就解決了嗎？這個責任不在中方，在美方。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還在進行，儲蓄率高能怪中國老百姓嗎？(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跟美國是不一樣的，中國的消費觀念跟美國也不一樣，所以說高儲蓄率不能夠作為一個理由，因為這是由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

　　從經濟失衡方面來看，美國人應該更多考慮把什么東西賣給中國人。中國急需的高技術產品你都限制出口，還怎么埋怨中國？你多賣一些現在被限制的高技術產品給我們的話，這個(經濟失衡)問題馬上就解決了。

　　《財經國家周刊》：在此輪國際金融危機結束后，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較危機之前會發生什么變化？中美之間合作的熱點在哪里？

　　厲以寧：中美之間的經濟要點最要緊的是兩個方面。

　　一方面中國希望能從美國那里得到中國所需要的一些產品，包括技術裝備這樣的產品，這個是今后可以合作的。

　　另一方面，中國仍然是一個需要外國投資的國家，投資中國的大門始終沒有關閉，而且一直是敞開的。中國的投資環境是日益改善的，你要是看中中國潛在的國內市場來投資，那你就要符合中國的產業政策。

　　除這兩方面以外，經濟交流往往和人力資源的交流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雙方應該交換更多的留學生，允許更多的專家互相聘任工作，這都是人才交流的重要方面，這個對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兩國的經濟合作，都是有好處的。

　　《財經國家周刊》：早有一些經濟學者揣測中美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問題，在近期的《時代》周刊上，更是發出了“鷹可以擁抱熊貓嗎”的設問。你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厲以寧：只要符合互惠互利的原則，不一定非要熊貓和鷹擁抱在一起，那樣只是漫畫式的語言。

　　中國對外始終是友好的，從互惠友好形象來講，擁抱也好，不擁抱也好，只要符合雙方互惠的原則，符合雙方友好的原則，這樣就好。

　　另外，需要強調一點，那就是有戰略眼光的美國政治家應該看到，跟中國保持互惠友好關系，對雙方長遠利益都是好的。(記者 張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