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際形勢極為復雜，各種積極變化和不利影響此消彼長，短期問題和長期矛盾相互交織，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相互影響，宏觀經濟政策選擇面臨多重“兩難”問題。

　　重化工業主導的經濟恢復與結構調整力度加大之間的沖突。2009年7月以來，重、輕工業增速差持續擴大。重工業強勁上漲是這次經濟快速恢復的重要支撐力，但也造成一系列的增長壓力。首先，由于重化工業資本有機構成較高、投資需求大，其過快發展導致投資對消費的擠壓，引發供給與需求的嚴重失衡。其次，重化工業的過快增長造成的能源資源消耗壓力過大，同時伴隨著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這對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形成嚴重的負面影響。金融危機后，外需減速，產能過剩問題加劇，國際社會對我國節能減排壓力增大，這要求我們必須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改變經濟增長對重化工業的過度依賴。但從去年中期以來的形勢看，投資與消費增長的不平衡、三大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還在繼續發展。

　　房地產作為民生產業與作為支柱產業的沖突。去年下半年以來房地產開發投資和消費持續偏快增長。同時，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沖動更加明顯。但房地產信貸比重過高及房價持續非理性上漲不僅給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和金融系統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引發經濟大起大落，而且產生諸多社會問題。目前，房價問題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高房價及住房市場分配的嚴重不公平，對居民的其他消費形成很強的“擠出效應”，影響消費需求的中長期穩定增長。

　　作為貿易戰略的匯率政策與作為金融戰略的匯率政策的矛盾。金融危機后我們面臨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增大。匯率政策作為我國貿易戰略的政策工具，尤其在國內經濟仍未完全企穩的情形下，這種作用更為明顯。人民幣升值將會削弱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對出口造成不利影響。短期內高漲的升值預期還將導致國際熱錢大量涌入，加劇房地產等領域的資產泡沫。從貿易戰略看，我們還不能貿然讓人民幣過快升值。我們必須策略地處理匯率政策問題。

　　貨幣政策回歸正常與保證中長期投資項目后期資金之間的矛盾。國際上，美聯儲已經基本終止了各種特別流動性便利，一季度大規模的資產購買方案也被終止。歐洲央行在3月份議息會議上宣布收回部分非常規融資工具，并表示年底將信貸標準收緊至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國內情況，銀行貸款的快速增長和積極的財政刺激政策提振了經濟增長，提升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短期貸款償還能力。2009年下半年以來，企業效益的快速增長也表明了這一點。從長遠來看，也帶來一些問題，諸如投資項目質量降低、不良貸款風險加大以及資產泡沫等。如果信貸量收縮過多，可能會造成中長期項目的后續資金缺乏。如何在防止過多的貨幣積累的同時，適當降低新增貸款規模，防止出現爛尾工程，需要合理掌握貨幣政策的力度和調控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