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件問題是個難點

　　在眾多媒體幾乎一邊倒的“實名制好”呼聲中，記者發現，購買到車票的旅客和未購買到車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心態。未購買到車票的人多是一些文化層次較低的弱勢群體，他們大多由于缺乏身份證等證件隨身攜帶的習慣，有的甚至沒有身份證件，從而導致無法順利乘車，影響了外出打工。雖然這些人受害于火車票實名制，但卻難以通過大眾傳媒、網絡等訴說自己的心聲。

　　因為身份證尤其二代身份證并不普及，試行火車票實名制中鐵路部門確定了28種有效證件，春節后在成都鐵路局甚至達到了30種之多。即便如此，證件問題遇到的社會問題也甚為復雜，因為身份不能有效確認，阻斷了一些人出行的路。

　　記者2月23日在成都火車站采訪時看到，鐵路公安部門還專門為那些沒有攜帶有效證件的旅客開辟了專口，通過戶籍查詢系統確定旅客身份，并出具證明幫助旅客購票，在這個窗口排隊的人幾乎都是農民打扮。

　　成都鐵路公安處政委張濤告訴記者，成都站一共有5個制證點，“22號一天我們共制了800多個證，基本上都是農村的。但有不少從農村出來的人要么記不住身份證號，要么根本就沒有身份證，他們只能放棄打工或轉乘價格更高的汽車外出務工。”

　　鐵路警方今年在旅客票源調查時發現，由于試行實名制對于部分農民工而言，增加了購票過程的復雜程度，特別是通過電話訂票時不能很快掌握和運用，從而催生了一群專門向農民工收取少量費用代購火車票的“偽黃牛黨”。

　　這些“偽黃牛黨”不是專業票販子，通常都是對火車票實名制購票比較了解的人，有的甚至本身就是農民工。在成都火車站，來自金堂縣的農民工陳希告訴記者，他們“先是告訴我今年火車票實名制了，訂票很難很復雜，讓我們這種不了解實名制情況，特別是第一次出門打工的人一下子就慌了。然后他們就說可以替我買火車票，但要加10塊錢。到了火車站才知道不是那樣的。”

　　乘坐K284次列車從成都去上海的農民工周某說，他覺得“火車票實名制使得坐火車的過程更繁瑣了，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還是更愿意購買普通的火車票。你看，像我們出門打工的全都大包小包一大堆，買票、進站、上車還得看好一張小小的身份證實在不便。”記者大致清點了一下周某的隨身物品，大大小小竟有7件之多。

　　另外，對于農民工來說，由于無處報銷火車票，不少人往往會把實名制火車票在出站后隨手扔掉，從而有可能會泄露個人信息，給那些利用個人信息制作假證或用于其他非法途徑的人提供了渠道。

　　實名制承載不了眾多的社會問題

　　應該承認，火車票實名制只是改變了試點地區火車票分配的附加條件和認知透明度，春運運能這塊“蛋糕”大小并未發生變化，出于運營成本和商業利潤等多方面的考慮，運能也無法一時半會兒就做大做強，但火車票實名制促使以更透明、更合理的方式“分蛋糕”；而相對公平的“分蛋糕”，即良好的分配制度又會反過來激勵人們“做蛋糕”的積極性。

　　但有社會學家認為，火車票實名制承載不了眾多的社會問題，如何既滿足所謂民意訴求，又提升鐵路運輸服務能力，從而惠及更多的老百姓，應該是鐵路春運之后面對的又一重要考驗和難題，“試行火車票實名制的背后是大量社會問題向鐵路集中，但也是鐵路的苦衷被社會更多了解的窗口。對于鐵路這樣一個特殊的、復雜的路網型行業，專家認為，不能簡單地按照理論上合理的推想和假設去提出更多的意愿，只有客觀才能真實有效，深入實際切身感受方知其難。要不就會就事論事臆想，被非理智的民意駕馭，這對鐵路、對社會和公眾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