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收入結構，才能解決消費不足

　　面對全球經濟調整，我們要加緊從體制上解決消費基金過少的問題。現在，我們面對全球經濟危機，保護主義抬頭，美國由于金融危機、金融結構的調整，儲蓄率可能會上升，消費需求可能有所下降。過了危機期，長期來看，它的儲蓄率能提高兩個百分點就不錯了。但畢竟2個百分點的變化，也意味著我國消費品出口的很大變化，對我們的市場也是個大的沖擊。而面對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解決我們的最重要的結構失調，即我們的消費率太低，儲蓄率太高的問題，GDP當中51%是儲蓄，35%是居民消費，這是不可持續的、極度扭曲的結構。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就是要從體制到政策，真正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這方面我們正在做一個研究，進一步把資金流量的數據和其他一些數據進行分析。我們發現，我們儲蓄率高，消費率低，不是因為居民大幅度提高了儲蓄，居民儲蓄率過去10年、15年，一直是27%到30%左右，消費率70%左右，是相當穩定的。我國國民儲蓄的大幅度增長，主要是企業部門儲蓄的增長，而這后面的問題顯然是收入結構的問題，儲蓄那么高是因為企業未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提高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這是根本的問題。我當然不否定如果我們的社保等等一些方面有所改變的話，居民儲蓄率還可以進一步降低，但是根本要改變大的收入結構失調，這是制度問題，不是號召或刺激消費的問題，最主要的是財稅體制問題，是如何使企業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未分配收入，轉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天天說擴大內需，就是一句空話。搞什么產品下鄉，調動農民的需求。農民的消費需求有多少？農民的消費率已經是最高的了，錢都花了還不夠呢，因為他們收入太低。

　　當然，有些問題不是制度的因素，而是與發展階段有關。勞動的收入被壓得比較低，絕大部分收入的增長都成了企業的資本回報，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絕大多數轉變成企業的收入增長，工資的增長速度大大低于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這也是這些年企業收入大大提高的原因。怎么能夠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考慮進去，也是下一階段我們應對全球化可能出現的一些調整時所需要考慮的問題。全球化大趨勢不會改變，但是它會出現一些調整。這些調整對我們來講，也是新的挑戰。(樊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