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救世主”

　　持續深化的金融危機，給G20會議增加了火藥味。

　　向松祚分析，幾個月來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浪潮波濤洶涌，美國高唱“買美國貨、雇美國人”，歐洲各國之經濟刺激計劃“自掃門前雪”，強烈要求保護本國勞工的罷工此起彼伏；國際匯率體系像過山車一樣忽上忽下，引發許多國家極度不滿。

　　他舉例說，人民幣自去年7月以來相對美元升值超過10%，相對歐元升值23%，相對周邊貨幣升值超過30%。這明顯是導致中國出口急劇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數據表明，2005年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出口產品在發達國家(美、歐、日)市場占有率明顯下降，而中國產品競爭者(譬如印度、巴西、墨西哥、馬來西亞)的市場占有率明顯上升。

　　“難怪國內要求人民幣貶值之呼聲愈發高漲”，向松祚說：“我國為了盡力挽救出口急劇下滑趨勢，頻繁提高出口退稅率，卻照樣引發指責，說中國以‘出口補貼’方式搞貿易保護主義。”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力保人民幣不貶值，“救了別人，苦了自己”，樹立了區域性大國貨幣保持穩定的信譽，為后來東亞經濟復蘇奠定了基礎。而今天的危機性質完全不同，它發生在資本主義核心區，美元的債務泡沫是個“天大的窟窿”，誰能充當“救世主”？

　　在向松祚看來，各國相繼出臺五花八門的經濟刺激方案，歸根結底就是增發貨幣。世界主要中央銀行(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日本中央銀行)早就開始啟用規模空前的“零利率貨幣政策”。

　　讓一個喝醉酒的人清醒過來，方法顯然不是再給他一瓶酒。而最近，美聯儲(FED)甚至宣布實施“定量寬松政策”，直接入市大舉購買國債、住宅抵押債券和房貸機構債券。這就如同一只手打白條，另一只手印錢去買，最終誰為美元紙幣買單？近期，美元指數陰跌不止，似乎正在發出警報。

　　在周小川提議后，G20會議把目光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家在1944年成立的惟一協調世界貨幣的機構，似乎肩負著新的使命。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滿》中曾對IMF作過嚴肅批評。這次他表示，IMF如不加以改革，就不可能對世界經濟有正面作用。同是諾獎得主、被譽為“窮人經濟學家”的孟加拉學者尤努斯，早在1994年就指責IMF對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沒起到好作用，他說“五十年已經夠了！”

　　目前，總額度3000多億美元的IMF遵循“誰出資多誰權力大”的原則。美國擁有17%投票權，歐洲國家整體占40%，發展中國家總共約占30%。最關鍵的是，美國在IMF中擁有“一票否決權”，基本上左右著該機構政策走向。

　　至于特別提款權(SDR)，相比目前全球7.7萬億儲備貨幣的總量(美元占63%、歐元27%)來說，數量很小，想要“一統江湖”成為世界貨幣，仍屬天方夜譚。

　　“理想化，但操作性不強”，這是多數分析人士對SDR的評價。向松祚講了個故事以說明“貨幣的本質”。

　　1944年，在決定戰后經濟格局的布林頓森林會議上，有兩套世界貨幣方案擺在各國代表面前。其一是由美國財政部長助理懷特提出，就是IFM和SDR的前身；其二是經濟學家凱恩斯設計的國際清算單位班柯(Bancor)。有人把兩個方案拿給羅斯福。

　　當時，這位歷經鐵血考驗的戰時總統看了看，然后說：“為什么要這個？不是有美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