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場最為核心的功能是對和資本有關的“未來不確定性”進行準確定價和公平交易。從理論上講，這種“不確定性”既包括未來金融資本收益的變動風險，也包括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與此對應，金融市場能否正常發揮功能，也取決于能否對未來資產收益的變動進行準確的描述，并能否解決交易者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性”問題。在過去二、三十年間，雖然和產品相關的金融創新蓬勃發展，但金融體系的制度建設恰恰在這兩個核心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缺陷。

　　首先，金融投資過度依賴數量化模型，理論假設與市場現實嚴重脫節，對未來的資本收益變化的預測嚴重失真。近年來，有著嚴格假設條件和繁雜理論結構的數理模型深受全球投資銀行、對沖基金、評級機構的追捧，成為度量金融風險的主要工具。次貸危機中，盡管金融機構對次貸衍生產品建立了精巧繁雜的定價和評級模型，但面對美國房地產市場價格突然逆轉的系統性風險，模型的前提假設和市場現實嚴重偏離，導致金融市場最核心的風險定價功能失效，引發投資者的恐慌，并通過“羊群效應”傳導放大風險，釀成全面性系統危機。次貸危機再次表明：金融市場是千變萬化的，數理模型不論多么精巧龐大，也難以涵蓋所有的風險特征，如果過度崇拜數理模型，以若干參數來完全描述市場風險的變化，替代復雜理性的市場投資決策，必將導致投資行為的簡單化和同質化，引發金融危機。

　　其次，近年來金融創新的著眼點不是通過增加信息透明度來降低信用風險，而是期望通過資產證券化等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分散風險，其結果恰恰加劇了交易者間信息不對稱的矛盾，增加了信用風險。近30年來，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各種金融產品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廣泛交易，金融創新的結果是買賣的鏈條越拉越長，分散的范圍越來越廣，交易完成后，最終的投資者和最初的借款人之間已經相隔萬水千山，彼此毫不了解。例如，引發本輪危機的房屋次貸產品，從最初的房屋抵押貸款到最后的CDO等衍生產品，中間經過借貸、打包、信用增持、評級、銷售等繁雜階段，整個過程設計有數十個不同機構參與，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非常突出。次貸危機的事實表明，如果沒有適當的機制保證資產信息的透明、準確傳遞，單純的金融產品創新和全球銷售不僅不會減少風險，反而會增加金融交易對手的風險。

　　第三，金融機構經營理念的改變助長了新的道德風險，過于看重短期回報的激勵機制增加了金融機構投資的風險偏好，資產杠桿率顯著上升。

　　近年來，國際上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相互兼并收購形成了一系列巨大的“金融航母”，這些龐大的金融機構內部部門之間文化差異巨大、經營方式迥異。但是，隨著競爭的日趨激烈以及金融產品市場界限的日益模糊，商業銀行越來越推崇向投行看齊的片面ROA和ROE等量化考核標準，看漲式期權類的獎金激勵方式大行其道，極大地助長了金融業高管層的道德風險--冒險成功可獲得高額獎金和紅利，失誤則無需承擔損失。這種不計風險普遍追求最高收益率的經營模式使得不少傳統的商業銀行無視審慎性要求，盲目創新業務。

　　次貸危機爆發前，國際金融機構大肆盲目利用“證券化”、“衍生工具”等高杠桿率結構性產品追求投行式收益，整個金融業都沉浸在高杠桿率帶來的財富盛宴的歡欣之中，忘卻了金融創新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市場泡沫終會破滅。

　　上海證券報：您覺得西方監管部門是否應該對危機擔負起一定的責任？

　　范文仲：這正是我要說的第四點教訓，就是西方監管當局盲目迷信市場的自我調節效力，“市場萬能主義”死灰復燃，對金融監管的必要性認識不足。

　　市場紀律對防范道德風險、高效維護金融業的安全穩健運行具有重要意義，但次貸危機用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市場并不是萬能的，不能過分相信“放任的自由經濟”的“隱形之手”，即使是在市場高度發達、市場主體高度成熟的美英等國家，市場機制依然存有巨大漏洞。在本次危機中先后倒下的貝爾斯登、雷曼、梅林，都曾是華爾街的明星公司。其內部風險管理制度一向被市場認為非常健全，經營的模式被視為市場典范。但是，在盲目投資造成的巨大損失拖累下，這些機構無一幸免，百年的輝煌一夕化為歷史，其結局令人唏噓不已。這其中，監管部門的過度放任也應承擔部分責任。

　　上海證券報：請您總結一下次貸危機對中國銀行業發展的借鑒意義。

　　范文仲：美國次貸危機再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歐美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是否走得過快？推動金融創新是否要注重與風險管控機制的配套建設？商業銀行業務和金融市場業務之間的是否要保留必要的防火墻？目前，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遠未結束，全面吸取其教訓，加強風險防范，對我國金融體系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中國有句古語“過猶不及”，我們應該認真反思這些在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根本性問題，大力推進風險管理制度建設，只有結合我國金融業的現實發展水平和承受力，審慎推進各項金融改革，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之路才能走得更加穩健、持久。(記者 但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