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高傭金7年未動遭炮轟 學者:費高于稅悖慣例

　　武科大教授董登新稱，不能將讓利于民變成讓利于券商，傭金單邊征收具有可行性

　　股票交易印花稅和傭金的“糾葛”在兩會上也是焦點之一。曾因在博客上連續兩次撰文炮轟“高傭金”而引起關注的武科大教授董登新，上周末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印花稅無下調空間的情況下，將倒逼傭金下調，單邊征收也具有可行性。

　　券商 “高傭金”讓股民淪為打工仔

　　新京報：據《上海證券報》數據中心統計和估算，去年44家國內券商大致發放了近209億元的職工薪酬，少數券商人均年薪超過40萬元，你認為哪些因素支撐了券商的高利潤？

　　董登新：中國券商收入無非來自承銷、經紀、自營、創設權證等其他合法收入。去年大熊市，新股全面停行，權證完全停止創設，券商依然能夠有高收益，惟一合理解釋只能是經紀業務與自營業務存在巨大利潤。

　　事實上，自2002年5月1日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上限為3%。的浮動傭金制。除了少數關系大戶和機構能夠拿到較低傭金標準，多數股民是按最高標準(3%。)執行的。高換手率下，熊市中的股民不僅股票賠錢，而且還要賠付不菲的交易手續費。這等于讓廣大股民淪為券商的打工仔。

　　新京報：你自己也炒股吧？算沒算過自己一年的傭金最高曾經交過多少？

　　董登新：我1992年就開始炒股，是老股民了。但是這個問題涉及隱私，需要保密。我可以找到關系，繳納相對低的傭金，但是不同券商對股民是區別對待的。

　　新京報：你炮轟“高傭金”后，有沒有機構或券商給你施加壓力？

　　董登新：沒有，沒有。言論自由還是得到了保障的。

　　結構 “費”不應該重于“稅”

　　新京報：國內股票市場的稅費結構存在哪些問題？

　　董登新：股市“稅+費”是投資者的外部交易成本。按國際慣例來講，“費”不應該重于“稅”，當印花稅降至僅單邊征收0.1%時，券商應將股票交易傭金標準降至單邊征收0.1%以下(現仍使用牛市的雙邊3%。為標準)，這樣可以使稅費同步下調，從而重新理順政府與券商的市場定位及政策功能。

　　新京報：能具體點嗎？

　　董登新：以美股為例，其傭金一般都不按成交額計算，主要有兩種設定模式：一種是固定傭金標準，即每單(筆)交易的傭金不超過10美元，無論客戶交易次數多少，也不管客戶賬戶余額高低；另一種是固定傭金外加百分比傭金，這種收費標準一般要考慮客戶的成交數量、交易次數或賬戶余額。一般網上交易的傭金標準最低、最優惠，其次是電話交易，最高收費標準是由經紀人協助完成的股票交易。

　　傭金 傭金單邊征收具有可行性

　　新京報：證券交易中征收相應稅費，可起到穩定市場等作用，但過高傭金又會抑制正常的交易，兩者如何平衡？

　　董登新：中國的GDP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經濟擴張的同時，股市也不斷擴容。投機在所難免。稅收在遏制投機方面只是起到象征性的作用，監管部門更多的是要考慮降低稅負激發投資者的熱情。在政府不斷降低印花稅的前提下，放大的成交量被券商的高傭金“抽水”，變相將讓利于民的政策變為了讓利于券商。

　　新京報：上周四證監會官員提出印花稅有下調空間，兩天后財政部的官員就表態稱印花稅沒有下調空間，這意味著什么？

　　董登新：財政部在稅收收入銳減的情況下，在印花稅上的調整會更謹慎。證監會表態是表達其穩定市場、鼓勵投資者進行股票投資。目前證券印花稅的稅收已經相對很低，在印花稅無下調空間的情況下，倒逼傭金下調，券商有很大壓力。單邊征收的話也具有可行性。

　　費率 應取消0.3%的上限

　　新京報：有股民提到在扣除的傭金里，有一個經手費和為證監會代收的證管費，而且比例固定不能免，這些規費能否學習燃油稅改革，把規費并到稅里呢？

　　董登新：這個不大可能。稅有極高的法律威嚴和穩定性。交易所給券商的收費是可以調整的，根據交易所提供的項目的不同，券商應繳納相應的成本，不過這種成本券商是可以轉嫁的，包含在傭金里轉嫁給投資者。

　　稅收具有固定性和權威性，不能隨便變動。經手費和證管費因市場和券商效率而定，因此不能改成稅。

　　新京報：那么國內券商傭金制度該如何進行市場化改革呢？

　　董登新：市場化非常簡單。首先證監會需要從法規上取消0.3%的上限。總理日前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資本市場當中也需減少行政干預。

　　第二就是明碼標價。所有券商自主定價，但必須高度透明，要充分披露信息，在媒體等平臺上廣而告之。

　　第三是傭金由券商根據各自成本收益擇機調整，對客戶的收費標準等級劃出標準，總體上要保證公正公平公開。監管部門對券商的傭金設定進行監管，不允許行業同盟的壟斷市場以及低成本“傾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