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市場總是盛產偽問題的土壤。隨著中國股市慘跌，救還是不救，已成為當下最熱的偽問題。

　　3月31日，《財經》雜志總編胡舒立發表文章《何必諱言不救市》，以強悍的文風捍衛政府不應干預資本市場的信念，并指責呼吁救市者動機不純。此文如巨石投湖，立刻激起波瀾一片，引來諸多針鋒相對的批評與回應。胡舒立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遭受到了新凱恩斯主義觀點的抨擊，而其言論中透露出來的精英主義傾向，自然也激發了經濟民粹主義的不滿。當理想主義的市場信仰遭遇千瘡百孔的中國資本市場之現實，不引發一場混戰似乎也不符合中國國情。

　　這場爭論的焦點還是在于政府有沒有責任救市。主張救市者的邏輯很簡單，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既然政府曾經對股市揚湯止沸，那么此時也應雪中送炭。而不主張救市者則認為，政府既沒有責任揚湯止沸，當然也不必雪中送炭。如果政府再出救市之舉，乃是一錯再錯，會傷及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根本，讓改革遙遙無期。所以，有中間立場者主張政府制度救市，而反對微觀干預。

　　盡管各方爭吵不休，但是富有建設性的一個共同點則是，通過爭論使矛頭直指政府權力與責任之間的關系。令人遺憾的是，各方雖然立場鮮明，卻都假設了一個不容爭議的前提——政府擁有權力則必須要承擔責任。在救市論者的眼中，政府不能只行使權力打壓股市，而不承擔救市之責；在反救市論者的眼中，救市并不能體現政府的權責關系，政府職責應該體現為資本市場規則的制訂者與維護者。各方雖然對政府對股市負有何種責任歧見紛呈，卻沒有對現在是否存在政府權責對稱的框架提出質疑。

　　前提錯往往導致一切皆錯。政府權責對稱論之所以不靠譜，乃是因為有時候政府擁有權力，卻并不需要承擔責任。這時政府行為當然不會受權責對稱關系的約束，也不會因違背這一規則而背負十字架。權力不受約束則政府行為難免會流氓化，但可悲的是，大家卻在潛意識中替政府做了一個“好人”假設。可是，政府為什么只能是包龍圖而不會是陳世美呢？如果前提換成了政府是“壞人”的假設，那么各方的邏輯都將被顛覆。

　　盡管自兩會之后，有關政府官員已經對資本市場不表態了，但是，在權責對稱關系的框架下，不少媒體人士一再給自己和公眾施加心理暗示，對于資本市場正在發生的危機，無論救市與否政府都應表態，政府都應當現身。

　　或許政府的確在如哈姆雷特猶豫不決，而沒有政府這個主角出場的戲，則更像是《等待戈多》。在這幕荒誕戲中，“戈多先生肯定會來”一再被重復，等待者得到的信息是如此明確。既然大家對政府如此深信不疑，那么政府遲遲不肯現身，只能讓所有等待者開始懷疑自己立場是否堅定。等待不只是荒誕的，也是殘酷的。不懷疑戈多先生，那就只有折磨自己直到心理崩潰。局中人最終要么發瘋，要么自掛東南枝，或許是一種絕妙的反諷。當然，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和戈多先生沒有任何關系。所以，當前對億萬股民以及資本市場各方來說最重要的是，先結束對戈多先生的等待。(于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