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在金融危機影響下，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在上半年都超過了GDP。

　　這個數據與此前央行公布的相關數據給人的感覺截然相反。在中國近30年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社會結構和人口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口大量從勞動力豐富的中西部地區向產業發達、城市化水平高的東南沿海地區轉移。今天，中國擁有以億計的農民工，大量在私營企業工作的職工，以及靈活就業者、從事工商業的個體戶，等等。

　　但是，這一規模巨大的經濟變遷和社會變化，在公共政策和數據統計口徑中，卻并未得到相應的反映和表現，數量龐大的群體被排除在統計口徑之外，理由有數據普查難度過大、收入狀況多元化及變動頻率較高等。

　　長期只從戶籍、企事業單位等狹窄入口設計的數據統計，這個觀點隱含的一個前提是，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民工經濟、民營經濟，依然不被視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也因此，對于這個龐大經濟組成結構，政府有可能長期處于隔膜狀況，在其處于困難階段無法及時提供相應政策扶持、調整，在其獲得快速發展階段也不能供給更為良好的制度環境，會間接剝奪其應享權利，這顯然無益于社會經濟結構良性調整。

　　數據統計往往是政府公共政策導向及走向的一個窗口，對于中國農民工經濟、民營經濟的發展來說，最大的發展障礙從來就不是資本匱乏，而是那些不公正不合理、讓自身發展缺乏良好預期與法治保障的某些制度設計。

　　因此，筆者呼吁統計部門及其他職能部門盡快進行全民調研、按照中國發展進程實際，進行更符合社會真實的數據統計及公布體系調整，它應以一種鮮明的方式表達這樣一種態度：人均數值與總量兩方面的統計數據固不可偏廢，但包含各個社會群體、各種經濟成分、將中低高收入群體細分化的數據統計及公布思路，將讓中國當下及未來所面臨的社會環境變得更為真實可感，公民的福祉追求變得更為形象直觀，這比起過去一味以數據總量或簡單均分值表述的宏大經濟敘事來，無疑將使更多的群體、更廣泛的社會階層受益。也讓統計數據更為全面、科學和權威。(畢舸 東莞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