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后出現的“用工荒”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如同前些年出現的“民工潮”、“民工荒”、“返鄉潮”，這些現象折射出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特殊性。盡管如此，這些現象并沒有背離經濟學基本原理：勞動力的價格應該與勞動力的價值相適應，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的成本上升了，勞動力價值應該相應提高；人力資本幾乎是農民工唯一的“資產”，根據資本資產定價理論，農民工人力資本總價值應該等于無風險收益和風險貼水之和的貼現；農民工作為中國具有稟賦優勢的一種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是一種商品，存在著供給和需求曲線，供求平衡決定了工資水平。

　　在現有結構(如人口)、制度(如社會保障)和工資水平下,勞動力供給小于需求就可以定義為“用工荒”。僅從現象上來說，如此多的信息說企業招不到勞工，而且是技工、普工都難招到，這說明勞工短缺或者說勞動力供小于求是個事實。但是，任何的勞動供求不平衡都是在一定條件下出現的。比如說，農民工工資過低、社會保障不夠好、在城市不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再加上近年來國家大力實施惠農政策，新生代的農民工對于各方面待遇和工作的條件都更高了，這些都可能成為目前制造業和服務業出現勞工短缺的原因。再者，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近年來處于青年勞動力數量相對低谷的階段。也就是說，中國當前的勞工短缺有著非常急需解決的制度問題，而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發展經濟學所說的，在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階段之后出現的勞動成本快速上升。

　　20世紀80年代，沿海地區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但企業規模和資本的相對有限不足以雇傭足夠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本鄉本土務工的農民工是當時整個農民工的主體，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數量有限，不構成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當時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主要動機是貼補家用，農忙時節甚至可以返鄉務農。這一時期，農民家庭用于醫療和子女教育等突發和大額支出有限，農民工的勞動力價格等于甚至高于維持一家人在農村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價值。另外，當時從事化工、粉塵等高危職業人數和比例也有限，農民工在城鎮從事的主要是體力活，對于之前長期從事過農業勞動的人來說，這不算什么，因此他們對工資中補償風險溢價的部分要求較少。從供給需求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用工量較少，供需曲線很容易在較低的價格水平上達到均衡。因此，農民外出打工這種新生事物所表現出來的相對農業生產的“高收益”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入到農民工隊伍中，因此導致了后來的“民工潮”。

　　進入90年代，特別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改革開放提速，沿海地區承接了大量的國際制造業轉移，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出口大量增加，外向型和勞動密集型企業需要大量工人，農民外出打工現象越來越普遍，“民工潮”開始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90年代末開始出現的農地無償代耕甚至撂荒現象，說明了當時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基本已經放棄農業生產而常年工作和生活在城鎮中。因此，決定農民工的勞動力價值不再是農村的基本生活資料，而是滿足自身城鎮基本生活資料的價值，而留守農村的老人和兒童可以靠土地解決基本生活需要。90年代后期中國進行了教育改革和醫療改革，其效果有一定的滯后性，沒有馬上增加農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成本，因此當時的工資水平是多數農民工可以接受的。另外，雖然越來越多的“危、重”職業對農民工身心造成了潛在危害，但沒有馬上顯現出來，再加上農民工對此也認識不足，并沒有要求在工資中給予足夠的風險補償。從勞動力供需上來看，原有的勞動力供需關系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企業仍然可以幾乎不變的工資水平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

　　2000年以后，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已顯著提升，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也越來越緊密，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外貿依存度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經濟形勢一有風吹草動，中國的外向型加工企業就必然迅速受到影響，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突出表現就是企業在用工數量和用工時間上的不穩定，沒有得到失業風險補償的工資水平意味著一旦失業就幾乎無法在城鎮生存下來，甚至無法滿足返鄉的路費支出。作為一個理性選擇，農民工與其在農村和城鎮之間“搖擺不定”，還不如返鄉務農或者賦閑在家。不僅如此，近幾年在一些高危行業，農民工職業病時有發生，農民工已經意識到即使企業開出較高的工資，也不足以補償患病的風險。另外，2006年后農業稅取消、農村合作醫療和新農保等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出臺以及近期農產品價格的提高，意味著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上升，客觀上也為農民工放棄外出打工的理性選擇提供了支撐。從勞動力供需曲線上來看，由于工資除了要滿足購買基本生活資料外還要補償各種風險的意外支出，導致了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左方位移，以及由于外出務工機會成本的增加導致勞動力供給曲線不再是水平式的完全彈性。因此，目前的農民工工資水平并沒有達到勞動力均衡價格，出現“用工荒”就不足為奇了。 (齊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