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白居易這樣，把自己一生的薪水數額，不厭其煩地寫進詩篇，古往今來似乎沒有第二人。

　　宋人洪邁注意到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一個不同于常人的特點：喜歡在詩歌中寫出自己不同時期的薪水數額。白居易進入官場之后，從壯年到老年，俸祿的數額變化，基本上都寫進了詩歌。請看：

　　貞元十六年，白居易中進士。初入官場做校書郎的時候，白居易的月薪是一萬六千錢，“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升為左拾遺，薪水大幅度提高，“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之職，薪水又大漲一次，“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月薪達到了四五萬，一年下來，就能余糧滿倉了，所以他又說，“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

　　元和十年六七月，白居易越職言事，被當權者貶出京城。官是貶了，但是，薪水卻不減反升。“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這薄俸到底是多少呢？《壁記》上說：“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究其原因，可能是唐代外放官員薪水遠遠高于同級別的京官所致。任杭州刺史期間，雖然有“三年請祿俸，頗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余資”等詩句，表示俸祿是足夠用的。不過，任同級別的蘇州刺史期間，是有具體數額的，“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月薪十萬，可見，刺史職位，薪水比江州司馬期間又提高了不少。

　　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分管東都洛陽)，因為是京官，職位雖然升了，但薪水反而略有降低，“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或許，在做地方官時，薪水是有拖欠現象的。

　　官升太子少傅，薪水又略有提高，“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

　　致仕(相當于離休)后，薪水減半，“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余”，“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可見，白居易退休后，每月仍然有五萬錢的薪水。

　　因為一直在做官，俸錢始終有結余。因此，白居易一生也積攢了一些財產。臨終前不久所寫的《達哉樂天行》有這樣一番話：

　　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后兼賣所居宅，仿佛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在死前，將其田宅財產出售殆盡。可見，白居易不是守財奴，在錢財上相當看得開。

　　像白居易這樣，把自己一生的薪水數額，不厭其煩地寫進詩篇，古往今來似乎沒有第二人。這應該是事出有因的。白居易之所以把自己不同時期的薪水一一寫進詩篇，我認為如下兩個原因不可忽視：

　　其一是，兒時家境的貧窮。據高彥休《闕史》記載，白居易父親早逝，母親帶著他與弟弟(白行簡)，艱難度日，甚至需要經常向鄰里“索米丐衣”。有心臟病的母親，因為晝夜為一家衣食憂愁，病情加劇。一次病情發作，瘋狂之中拿小刀自殺，幸好得到及時搶救。因為病情不時發作，白居易兄弟只好安排兩個健壯的婢女照顧、看護母親。但是，終于還是因為看護有疏，母親病發，跌入水井淹死了。可以肯定，早年生活的貧窮和母親的死于非命，一定給白居易留下了深刻、慘痛的記憶，使他對錢財的數額格外關心。

　　其二是，前輩詩人顧況的一句玩笑話。白居易十五六歲時，為了謀求功名，跑到長安拜訪前輩詩人顧況，這位傲慢、很少贊許他人的前輩詩人一看白居易的名字，就開他玩笑：“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唐才子傳》卷六)——不過，當顧況打開白居易呈上的詩集，看到第一首就是“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馬上改了口吻：“說得出這樣的話，住在任何地方都不難！”(道得個語，居即易矣。)白居易因此名聲鵲起。

　　洪邁看了白居易詩歌中列舉一生各個時期的薪水數額之后，感慨于白居易的“立身廉清，家無余積”(《容齋五筆》卷八)。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員，能夠把自己各個時期的薪水一五一十地寫出來，說明他是知足的，坦蕩的，清廉的。(丁啟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