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美之爭 贏的是現代商業文明

　　備受關注的國美股東特別大會于昨晚7時宣布結果,大股東黃光裕提出的動議,除了取消董事會增發授權得以通過外,關于撤換董事等議案支持率均低于反對率3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撤銷陳曉、孫一丁的董事職務,及委任鄒曉春和黃燕虹為執行董事的提案均未能通過。

　　雖然投票結果出乎事前的大多數預料,但看得出來,大多數股東基于各自的利益作出了一種相對折中的選擇:他們既不希望公司目前的經營管理及管理層人員出現重大變故,也不希望公司未來的股份結構發生劇烈調整。中國企業界的一代梟雄黃光裕看起來輸了一陣,黃氏一方所言的“已經奪下了陳曉手里的刀”亦不無道理:增發授權的被否決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他們仍將牢固地占據公司大股東的位置,這也為這位曾經的中國首富保留住了未來在上市公司內部東山再起的最后一點本錢。

　　由于牽動著金錢財富、倫理道德與法治契約等當代中國社會中最具支配力或最混亂稀缺的元素,近兩個月來,沸沸揚揚的國美控制權之爭緊緊抓住了無數普通人的眼球,他們原本或許對資本市場、公司治理這些高度專業的問題毫無興趣,也不具備起碼的知識。但正因為事件可以想象和延展的方向幾乎是無窮的——諸如股東權益、職業經理人的委托責任、品牌建設等,它才具有難以估量的啟蒙價值。

　　有關國美控制權之爭的報道、分析和評論已經鋪天蓋地,這里不想再對那些紛爭的具體細節及其背后的倫理原則展開逐一評述。國美事件獨一無二的戲劇性在于,這是一場由控股(相對)股東發起的反對由它自己推舉的公司代理人的戰斗;或者換一個立場,也可以說,這是一場由控股股東一手推上前臺的職業經理人反對其老板的戰斗。即便放眼世界公司治理史,這種案例也是不多見的。更加湊巧的是,這對老板與代理人,曾經是同行業內的競爭對手,其中的一方吃掉了另一方,而眼下老板已因為觸犯了國法而身陷囹圄。這就又給整個事件平添了許多豐富的內涵。

　　客觀地說,僅依據創始股東(至今仍是大股東)黃光裕家族和陳曉代表的國美現任董事會的公開言行來看,迄今為止雙方的表現——哪怕是針鋒相對的激烈爭斗——均未超出市場規則允許的范圍之外,我們旁觀者至多也只能批評他們的某些舉止不夠君子風度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已經見證了中國企業治理的歷史性進步。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大概也同香港資本市場的良好的法治環境有密切關系。很難想象,假如國美是一家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我們還能見證昨天那樣一場公開的、激烈的股東投票表決嗎?但不管怎么說,內地的政府有關部門畢竟還是在此事件中守住了中立的監管者的邊界。至少,國美這家企業的正常經營并未因黃光裕個人的罪案而受到直接影響,黃光裕家族在企業中的股東權益也并未因此而被剝奪或受到損害。

　　因此可以說,這是一次意義深遠的啟蒙,指的正是事件通過其層層展開的邏輯明白無誤地告訴了人們:在市場經濟、法治社會和契約精神的條件下,股東(其中還包括大股東、機構投資者、普通散戶)、職業經理人(團隊)、政府監管當局、新聞輿論分別應該(和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每個人或每一方都有自身的價值立場及現實利益,而且這種現實利益必然隨著當下所處的位置的不同而顯著不同甚至尖銳對立,問題的核心在于:應當以何種方式謀求自己的這份利益,言論和行為的各自邊界在哪里?

　　正如許多分析人士事前早就指出的,國美的內訌遠不會隨著臨時股東大會結果的公布而偃旗息鼓,不管誰勝誰負,事件對國美這個中國第一家電連鎖公司和優質民營企業來說,都可能是兩敗俱傷的。例如,接下來可能出現的非上市門店的獨立分裂以及上市公司內部存在著一個心懷敵意的大股東等,都是棘手的現實難題。

　　不管怎么說,2010年9月28日這個日子,對于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資本市場和企業治理的進步,是意義非凡的。輸的也許是一家公司,贏的卻是現代商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