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特殊時間段進入城市中心區(qū)域的車輛征收交通擁堵費，來解決城市中心區(qū)域的交通擁堵問題，這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倫敦、新加坡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已經采取了這一措施，但最近國內幾大城市對這一收費政策的普遍興趣卻引起了有車一族的警惕。

　　據了解，目前國內包括深圳、杭州等城市在內，均表示準備實施交通擁堵費以解決中心城區(qū)越來越嚴重的交通擁堵問題，在普遍的輿論質疑聲中，國內的城市管理者仍然引經據典以國外的“先進經驗”為擁堵費的合理合法尋找借口，解決交通擁堵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在這里，我們并不懷疑國內的城市管理者解決交通堵塞等這些所謂的“大城市病”的親善愛民之心，但現在的問題是，解決城市擁堵問題，我們難道真的就只剩下開征交通擁堵費這最后一張牌可以打了嗎？如果這最后一張的“王牌”仍然起不到預期的作用，我們的城市管理者將還有何牌可打？新加坡、倫敦開征之后取得的明顯效果，是國內的城市管理者動則拿出來示人的“先進榜樣”，但問題是，兩者在開征交通擁堵費時其城市本身已經擁有了非常發(fā)達的公共交通網絡，市民出入城區(qū)需要做的只是一道選擇題(選擇開車繳費還是換乘公共交通系統)，但我們目前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是否已經完善到足夠給市民做選擇題的程度？

　　另外，更重要的一點還在于，無論是倫敦還是新加坡，兩者在征收交通擁堵費均沒有類似國內的龐大公車、特種車收費問題，但在國內，規(guī)模龐大的公車、特種車對收費問題一向不“感冒”，相比之下，私家車主對收費問題則敏感得多，簡單的經濟杠桿調節(jié)之下，會不會出現私家車給公車在收費區(qū)域讓路的不公平現象，從而引發(fā)更為激烈的城市階層沖突？

　　“桔生淮南則為桔，桔生淮北則為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但有意思的是，國內不少的“洋務派”們在對國外的先進經驗推崇備至時，感興趣的往往只是經驗好的一面，而對經驗之所以成為經驗的“土壤”卻視而不見或“顧左右而言其他”，這種太過粗暴的簡單嫁接，其效果實在讓普通老百姓擔憂。

　　在這里，我并不是排斥以征收交通擁堵費的方式來解決城市的交通堵塞問題，也絲毫不懷疑它的效果。經濟杠桿因為它的直接性，對問題的解決往往具有一針見血的作用，但也正因為這些，經濟杠桿也往往是公共管理者手中最后也最不愿出手的一張底牌，在底牌出手之前，我們應該盡可能地調動各種資源來解決危局，收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尤其是公共領域的收費問題，更有其嚴格的實施先決條件。深圳、杭州的交通壓力大是不爭的事實，但論到塞車和城市汽車保有量，兩者似乎都還沒到北京、上海的程度，在仍有其他牌(如完善公共交通網絡)可打的情況下，匆忙亮出最后的底牌，似乎不是明智的選擇。(賀江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