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新民晚報》近刊劉金先生的《“清官乃不祥之物”？》，不敢茍同。首先我要指出，去年夏天，由我主編的《中國反貪史》上、下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我為該書寫的長序《讀〈中國反貪史〉三嘆》，為多家報刊轉載，今年中央黨校《中國黨政干部論壇》分三期連載這篇序文，并又為一些文摘報紙轉摘。劉金先生顯然沒有讀《中國黨政干部論壇》上我的原文，而只是從《報刊文摘》上簡短的摘錄中據以立論，很難不風馬牛。

　　“清官乃不祥之物”這句話，是中國現代史專家李新先生說的。背景是：1979年10月，中國社科院舉辦國慶3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黨史組，包括我在內，有好幾位學者提出：“文革”中大批清官，說什么“清官貪官一鍋煮”，當然是錯誤的。但現在有的文章稱彭老總是大清官，呼喚清官，這是歷史的錯覺，不利于政治民主化，不利于法制建設。李新先生感慨系之地說了這句話，我記得在場的黎澍先生，還有其他與會者，對此都表示首肯。顯然，歷史已進入20世紀———現在更已是21世紀，如果我們還在大張旗鼓地宣傳、呼喚清官，都不能不是呼喚皇帝意識、草民意識，這與民主、法治的時代精神背道而馳。因為，清官本身就是皇帝意識、草民意識的產物。限于篇幅，這里不能詳述。好在我最近即將發表《告別皇帝意識、草民意識》一文，予以探討，讀者來興趣者，屆時不妨參看。

　　但是，這不等于說，我要將中國歷史上的清官一筆勾銷。我在《讀〈中國反貪史〉三嘆》之“二嘆：清官何其少也”的原文中，花了二千多字，敘述了古代清官的高風亮節，指出“清官的精神風貌，還不止于清廉自守。他們不惜丟掉烏紗帽，毀了所謂錦繡前程，甚至不惜犧牲身家性命，與貪官污吏、豪強權貴抗爭；更有甚者，有的清官敢于披逆鱗，犯顏直諫，抨擊皇帝的誤國政策、荒唐行為，這又多么需要無私無畏！……清官是封建時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們絕不代表未來。”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從我的這些論述里，能得出劉金先生所批評我的結論“不夠實事求是，把話說過了頭”嗎？至于他所說的“倘有人問：清官乃不祥之物，那么作為清官對立面的貪官污吏，乃祥瑞之物嗎？———您將何以自解？”在邏輯上簡直是荒謬可笑，我相信沒“有人”智商會低到這樣的程度。且不說，我主編的90余萬字的《中國反貪史》，對貪官做了詳盡的揭露、剖析。事實上，在《中國黨政干部論壇》今年第三期刊出的拙作“一嘆：貪官何其多也”，已經用了相當長的篇幅，系統地揭示了貪官的罪惡。我想，只有上海人說的憨大，才會從我的論述中得出“貪官污吏，乃祥瑞之物”的荒唐結論。

　　劉金先生是位老作家了。他的不如人意處是見風就是雨，不重視第一手材料，貿然下筆，鬧出與風車作戰式的笑話來。前幾年，他根據不可靠的消息，批判金庸為秦檜翻案，惹得金庸拍案而起，著文駁斥，我們至今還記憶猶新。這回又僅僅根據文摘報上的消息，來批評我，用他的話來給他作結論，是再恰當不過了：“問題在于，不夠實事求是”。(王春瑜)

　　摘自: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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