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關心中國電影事業的人們仍然會清晰地記得，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臨終前，《人民日報》以醒目的標題，發表了他抱病撰寫的《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一文。其文字字真切，句句中肯；言之有物，擲地有聲，給當時極“左”影響還未徹底清除的中國電影界乃至文藝界，以一記有力的重錘。

　　如今，近20個春秋已經過去。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這位真誠藝術家的是，中國電影伴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趨勢，已經走出了一條不尋常的開拓與探索之路。

　　時下，大凡35歲以上的人，至少都能說出大約20年前后攝制的幾部電影的名字。那時候，全國上下正在廣泛深入地開展思想解放運動和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神州大地上的廣大觀眾更是渴望看到反映人們心聲的電影作品。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大批控訴“文革”、呼喚“人性”的影片應運而生。如《小街》、《苦惱人的笑》、《巴山夜雨》、《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這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謝晉執導的電影。

　　隨著同一時期一批直面人生、勇于探索的力作《人到中年》、《老井》、《鄰居》、《沙鷗》、《黑炮事件》、《小花》、《城南舊事》等影片的問世，一批被稱作“第四代導演”的中青年電影人才迅速崛起，吳天明、吳貽弓、丁蔭楠、黃蜀芹、謝飛、滕文驥、黃建中等一批導演脫穎而出。

　　當今，一提起“第五代導演”必然要提到陳凱歌、張藝謀的處女作《黃土地》。

　　影片中，那些幾乎是凝固了的黃土地，那些于沉默中驟然爆發的陜北腰鼓；那些極富沖擊力的構圖用光與視覺效果，那些打破時空格局與突破戲劇框架的散文式敘事結構；今天看來，雖已不足為奇，但在當年，對于中國電影語言運用的創新和突破，無疑產生了“劃時代”的深遠影響。此外，還有張軍釗的《一個與八個》、田壯壯的《獵場彌撒》和《盜馬賊》、陳凱歌的《孩子王》、吳子牛的《最后的冬日》、胡玫的《女兒樓》等。為此，在中國影壇全方位地奠定了“第五代導演”特殊地位。

　　更為令人可喜的是，“第五代導演”的電影還為中國人在國際上贏得了如潮的贊譽。其中，張藝謀的《紅高粱》榮獲西柏林電影節大獎、《秋菊打官司》摘得威尼斯電影節大獎，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捧得戛納電影節大獎。曾幾何時，消息傳來，令國人無不為之興奮不已。如今，十幾個年頭已然過去，中國電影正在以嶄新的姿態走向世界，張藝謀和陳凱歌這兩位當年的小伙子現在也都已成為在國際上享有頗高聲望的世界級導演。

　　回顧20年來，就在中國的電影人不斷地走向成熟的同時，中國的電影發行機制也悄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自1992年起，國家明確規定：不再承包各電影廠的影片發行。此舉表明，從此各電影廠出品的電影必須走向市場，經受觀眾和市場的檢驗，否則，就有可能因影片銷路不暢而賠錢甚至倒閉。自此，國際電影業通行的競爭機制被正式引入中國的電影市場。

　　此外，從1993年開始，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我國每年進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和表現當代電影藝術技術成就”的外國影片，也被稱作“10部大片”。至此，中國觀眾數十年來終于第一次有機會與外國觀眾同步欣賞到當今國際上最新的一流影片。

　　(自《生活時報》 文：左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