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京娛樂信報》報道，北京市衛生局在公布接到的舉報商業賄賂電話、信件以及接待群眾來訪次數時特意強調：“紅包”不屬于商業賄賂，不在打擊商業賄賂及其收繳賬戶范圍內。

　　估計這是一種政策性的說明：奉勸各位，今后別再把紅包當成商業賄賂向我們舉報了。

　　假如北京市衛生局與法學專家們關起門來，對病人送醫生“紅包”是否屬于商業賄賂的課題進行研討，按理說，倒也沒什么，因為來自病人的紅包和來自醫藥、醫療器械廠商的回扣的確有某些不同，進行負責任的、審慎的討論，是科學、合理的法規制定的基礎。而一旦予以“公布”，也就具有了輿論導向意義，且這種“導向”是自愿的、主動的、有意圖的。

　　筆者有一點不解：關于“紅包”性質的認定以及歸屬，既是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也是事關民生的大問題，無論已研究清楚還是尚待探討，都是一個嚴肅的、全國性統一的“口徑”，怎么能通過一個城市的衛生局出面“導向”全國輿論？

　　“紅包不屬商業賄賂”的說法將營造怎樣的輿論環境，并將導致怎樣的現實后果，完全是可以預料的。從原先的紅包是否屬于商業賄賂的理論、法律“困惑”狀態，到“紅包不屬商業賄賂”確定的主流輿論的形成，首先影響到的會是什么？當然是接受紅包的醫生的心態和行為。

　　雖然官方“一查到底”的口氣似乎并沒變，但既然紅包已從法律(商業賄賂)的“筐”里被挪到了“不正之風”的“筐”里，接受紅包者肯定會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愉快感覺。對于“紅包”，大多數醫生也許并不存在索要，但在病人與醫生巨大的強、弱勢落差之下，一旦受之者更坦然、更欣然，送之者絕對會更積極、更慷慨。

　　“不正之風”是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字眼：回顧以往，整頓行業不正之風“運動式”活動進行過若干次，而實際效果很多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很簡單，“風”是一種來無影去無蹤、彈性極強、邊界很模糊的東西，而對待“風”，能采取的遏制措施無非是批評教育或啟發個人的黨性自覺、道德自覺，更嚴重者充其量也只能進行內部行政處理。而醫生收紅包，無論從收取對象還是負面影響看，都絕對是“外部”的。

　　換言之，盡管紅包是病人家屬與醫生之間愿打愿挨的私下交易，但經濟學意義上的“外部性”是相當強的。也許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把醫生弄成這樣一種形象，把病人和醫生弄成這樣一種關系。

　　一旦“紅包不屬商業賄賂”的說法經由北京市衛生局而演繹成全國輿論、再由輿論變成全國性統一的法規，有關部門將以怎樣的思路、方式遏制和治理“紅包”，著實讓筆者擔憂。(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劉以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