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25日電 據法制日報報道，轟動全國的“黃靜”案中，五份不同的法醫鑒定一度成為焦點。專家就此指出，應完善鑒定人出庭質證制度。

　　也許普通大眾對司法鑒定人的印象限于《大宋提刑官》里“重證據實、民命為重”的宋慈。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誰都可以做鑒定人嗎？鑒定人必須出庭接受質證嗎？鑒定人出庭時該如何應對對方律師們的“百般刁難”？這些都是司法鑒定制度亟待解決的問題。

　　針對中國鑒定人出庭的現狀，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樊崇義教授在研討會上說，鑒定結論作為一種獨立的言詞證據，應當接受控辯雙方或當事人的發問，經過查證屬實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鑒定結論的法庭質證卻流于形式，鑒定人不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法庭也無從對鑒定的各個環節進行審查，起不到應有的質證作用。

　　何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樊崇義細數了我國鑒定結論質證程序存在的問題。一是缺乏鑒定結論的庭前開示程序；二是立法的矛盾規定導致鑒定人出庭難，質證流于形式；三是質證程序過于職權化；四是對鑒定結論的質證存在單向性、片面性；五是“質證異議”問題的解決寄予重新鑒定。

　　該如何“對癥下藥”？樊崇義認為，審視中國現存的鑒定結論質證程序，在剖析其存在的問題基礎上，應當重構中國鑒定結論質證程序：確立鑒定結論庭前開示程序，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完善鑒定結論的交叉詢問程序，引入專家輔助人參與質證的制度。

　　“要充分認識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證的意義。”就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證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顧永忠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鑒定結論的特點決定了較之其他證據的提供者，鑒定人更應該，也更能夠出庭接受質證。這是因為，鑒定結論屬于言詞證據，較之實物證據更具可變性；鑒定結論屬于意見證據，較之其他證據更具主觀性；鑒定結論具有“科學性”，較之其他證據更需說理性；鑒定結論具有“超脫性”和“職業性”，鑒定人出庭阻力干擾小。同時，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證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實，既有利于實現實體公正，也體現了程序公正。此外，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證有利于鑒定人素質的提高和鑒定事業的發展。(鄧克珠 于吶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