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晚上，中央電視臺“青歌”大賽綜合素質評委余秋雨在點評過程中提及“仁者樂山”一詞。這個“樂”字是個多音字，他當時發音錯了，遭到觀眾當場質疑和網友“炮轟”。不料，余秋雨如此回應：“多大的事啊，要用炮轟？”

　　算起來，這在余秋雨，已經是很客氣了。這一回既沒有鬧上法庭，也沒有強詞奪理，只說一句“多大的事啊”，夠謙遜了。

　　究竟是“多大的事啊”？不同的人，大概會有不同的回答。

　　讓一個謙虛好學的人來回答，他會認為這是一件關乎人品的大事情。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切磋》載，李相讀《春秋》，曾經讀錯過一個字。叔孫婼之“婼”，應讀“敕略切”，李錯讀為“敕晷切”。有個小吏在旁邊聽見了，給他指出來，他覺得很慚愧，“命小吏受北面之禮”。李相是什么人？他雖然不是文化名流、苦旅泰斗，卻是一個謙虛好學的人。做官以后還在苦讀《春秋》，可以證明。所以他聞過則喜，以為于自己有益，而決不會火冒三丈，大發雷霆。他真心拜人家做老師，也就用行動在歷史上為我們這個民族留下一段佳話。

　　讓一個學風嚴謹的人來回答，他會認為這是一個鉆研學問的好課堂。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補遺》卷十三說：“楊誠齋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楊誠齋何許人也？詩人楊萬里是也。別人批評他把“干寶”說成“于寶”，他最看重的是“何以知之”。他雖然沒有周游列國，屢現銀屏，卻懂得做學問的基本方法，請批評者指點迷津。他的“喜”，是一種收獲之喜，發自內心，毫不做作，至今可以與人分享。

　　讓一個善聽批評的人來回答，他會認為這是一個互相切磋的好機會。明代黃溥《閑中今古錄》卷一說，元薩天錫送濬天淵入朝，有“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之詩，“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一叟鄙之”。“鄙之”者，瞧不上眼之謂也。薩天錫雖是名聞遐邇，卻不擺什么架子，當面去向他請教。“叟曰：‘措詞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薩天錫俯首下拜。一直到今天，“冬天到臺北來看雨”，不是還膾炙人口么？

　　讓一個居官不傲的人來回答，他會認為這是一個讓人講話的好風度。清代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說，乾隆時某方伯蒞浙，見文牘中有“鱉子亹”三字，一時之間，這個“亹”字成了攔路虎。他既不像余先生那么自信，也不像今天幾位大學校長那樣瞎念，而是立即請教一下身邊的人。一個小吏說，這個“亹”字見于《大雅·鳧鷖》，舊注音門。方伯說：“您就是我的‘一字師’。”要是他平時高高在上，威嚴莫測，誰敢多嘴？

　　讓一個呼喚文學革命的人來回答，他會認為這是一個自命風流者的致命傷。1917年前后，胡適《寄陳獨秀》信中，幾次說到過“不通”。一次批評“貴報(指《青年》)三號登某君長律一首”，用典不當，“文法上亦不通”。他說：“至于‘阮籍曾埋照，長沮亦耦耕’，則更不通矣。夫《論語》記長沮、桀溺同耕故曰‘耦耕’。今一人豈可謂之‘耦’耶？”一次批評林琴南“論古文之不當廢”，其文章中卻有“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謂‘不通’”。胡適說“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卻不可言‘而方姚卒不之踣’也”，說“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則學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對于主張“古文之不當廢”的林琴南，豈不是一個極大的諷刺？當然，更是讓他無法招架的致命一擊。

　　那么，有沒有人會贊同余先生的態度呢？當然也有。李大釗《青春》說過金圣嘆作詩的一個故事。有一回金圣嘆寫了一首《聞笛》詩：“何處誰人玉笛聲，黃昏吹起徹三更。沙場夜半無窮淚，不待天明盡散營。”這第一句“何處誰人玉笛聲”，引起一個小和尚的批評。“釋弓年小，竊以玉字為未安，而質之圣嘆”。他認為既是沙場，全是營兵，何來玉笛？不如改為“鐵笛”妥當。金圣嘆卻并不領情，強詞奪理地說：“彼若說‘我所吹本是鐵笛，汝何得用作玉笛？’我便云：‘我已用作玉笛，汝何得更吹鐵笛？’天生我才，豈為汝鐵笛作奴兒婢子來耶？”李大釗寫到這里，說：“夫鐵字與玉字，有何不可通融更易之處。圣嘆顧與之爭一字之短長而不憚煩者，亦欲與之爭我之現在耳。”

　　究竟是“多大的事啊”？看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來如此。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 金陵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