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應將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定為犯罪，各方爭論激烈。為慎重起見，全國人大常委會25日進行第二次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對原草案中有關違反國家規定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屬犯罪行為的規定，沒有作出修改，以待進一步研究論證。(《新聞晨報》4月26日)

　　看到這條新聞，我就想起了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羅伊案”，1969年，一位化名為杰內·羅伊的婦女和其他人一起向德克薩斯州限制墮胎的法令提出了挑戰———該法令規定，除非因為維護孕婦的生命，州內一律禁止婦女實施墮胎。羅伊認為：德州限制墮胎的法令剝奪了她在妊娠中的選擇權。該案最終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1973年，聯邦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數意見裁定，德州限制墮胎的法令過于寬泛地限制了孕婦在妊娠過程中的選擇權，侵犯了聯邦憲法修正案第14條所保護的個人自由，構成違憲。

　　“羅伊案”的結論，此次“胎兒性別鑒定入罪”的爭論，都可以歸結為這樣的原則：在提出一項重大的立法動議時，勿忘法律應當比道德更“寬容”。對胎兒性別的選擇，一定程度上是出于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這樣的價值取向，與社會所倡導的主流現代文明，有著較大的差異。但正如著名思想家博登海默所說，如果把道德的引證作為強制性的行為標準，并且可以就此消減法律設定的權利，或者擴大法律限定的義務。某些時候打出的道德旗號，就可能削減法律賦予少數人的人格權、尊嚴權，從而縱容了“多數人的惡行”。

　　在立法的論證過程中，要警惕法律的完美主義傾向。法律完美主義的缺陷在于：它試圖把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的各類社會事務，用一條條零彈性的法律條文予以界定。眾所周知，法律只有兩個答案：“是”或者“不是”，但社會關系往往是復雜的，它也許會存在N種答案。如果把法律當作一切社會事務(不管它是公共范疇還是私人范疇)的主宰，那么它就具有了某種居高臨下的優勢，這種優勢很容易轉化成一種權力的過度集中。

　　在人類無法達到現實中的道德統一時，擱置爭議性極大的法律，其實是智慧的體現。法律的存在并不體現于它紙面上的神圣與完善，而是活生生于現實中的效率與公平。重男輕女從屬于傳統價值取向，養兒防老是農村現實的生存需求，對此予以法律上的嚴禁，“違法”者并不會消失，反而會以或明或暗的途徑挑戰法律，并有可能“推翻”法律。

　　現在，我們正越來越多地談論“法治”，法律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法律仍然只不過是調劑社會關系中的某項功能而已，除了法律之外，道德、理想、社會契約也是人類自我調劑行為的方式。讓道德歸道德，法律歸法律，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來源：燕趙都市報，作者：畢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