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治郅未歸的四年當中，我只記得有家報紙做過“尋王治郅不遇”的專題，僅只透露他和李連杰做了鄰居。這就是信息缺席。在信息缺席的情況下，王治郅本人被無數幫派拉出來表明立場，王治郅成為民眾和社會具有討論積極性的一個符號。

　　討論比較激化時，王治郅的粉絲會和鼓吹個人利益者站在一個立場，共同對付愛國者；或者軍人紀律研究者和契約論研究者站在一起，共同對付鼓吹個人發展者。合縱連橫，一團好戰！大家各有光明正大立場，不似今日韓白之爭，爭到最后竟讓哥們義氣逞能。

　　有一天王治郅回來了，他先道歉，籃協接著也表示這是改錯的決心，這事情便成了一曲父子相認將相和的戲。然后我便聽到嘻唰唰一片掌聲。我在這單一的掌聲中感到一點點寂寥。這過于單一的欣喜之情，令我意識到持續四年的爭論突然毫無意義地消失了。王治郅和籃協一起出來總結陳辭：這事情王治郅錯在沒有為國考慮，籃協也體現了對一個回歸者的人文關懷。

　　我對這樣的總結陳辭并不反對，作為一個中國人，哪有不愛中國的道理？但是我今日不覺得這就是愛國的勝利。在這歡天喜地的背后，同樣存在著隱憂。有論者認為籃協操持愛國論的背后，存在著出政績的小算盤。四年前我認為這是重點，正因為如此，它才會在王治郅是去參加NBA夏季聯賽還是回國備戰亞運會上，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這個選擇破壞的是個人發展機遇，這也掀起了一場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誰重誰輕的討論，諸如搶救洪水中的電線桿是不是必要的問題被抬上桌面。

　　但四年后，我認為重點不在于出政績，而在于“搶救權威”。我們看到的“拯救大郅”喜劇其實是“搶救籃協”，王治郅晚一天回來，就意味著籃協權威喪失一天。籃協不解決此事，將直接影響其繼續使用愛國論的效應。我關心的是，所謂的人文關懷為什么不能在四年前體現？四年前的籃協為什么可以把不一定需要王治郅歸來的亞運會，看成是一場事關愛國還是不愛國的判定依據，這背后是不是有籃協本身對政績的過分訴求、過分擔心？一個簡單的游戲：你在高考，而我要競爭清潔文明戶，我下令你趕緊回家勞動。你不回來，好，你就不愛家，你還要不要我這個老子了。

　　我覺得這就是隱憂，如果有籃協領導認為東亞運或某個邀請賽很重要，是不是要火速把正在爭NBA總冠軍的姚明召回來？不回來，還愛不愛國啦。我認為這不是沒有可能，邀請賽的勝利對協會領導是有好處的，但對NBA的戒指自己是沾不到光的。

　　我就是這樣惡毒揣測的。我覺得，真的愛國在于血和淚，不在于這么多鎂光燈閃啊閃。（阿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