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18日電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傳統的英雄好漢都患有某種程度的“恐女癥”，故而遠離情色。這些古代的俠義英雄為何遠離“情欲”？《北京科技報》的文章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英雄理想人格的禮教外套

　　文章說，“英雄”是一個充滿陽剛與悲愴意味的詞匯。人格意義上的英雄包括兩個層面：一，才能勇武過人，“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二，犧牲自己，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爭。前者為行動規范，是俠的層面，即通常意義上的“英雄好漢”；后者指向精神價值領域。

　　元明是市井文學的發展和鼎盛時期，這一時期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共同特征是不好女色。武松故事很早就開始流傳，早期的武松形象是一個不守戒律、貪財使氣的酒色行者，但在明以后各刻本《水滸傳》中，武松面對潘金蓮的酒色挑逗，儼然一個不動聲色的道德家。馮夢龍“三言”之《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宋太祖趙匡胤一個顯著特點便是不為聲色所動，京娘已有相許之意，但趙卻嚴辭拒絕，憤然離去，致使京娘自盡。

　　這里，正統的封建觀念讓宋代的俠客披上了禮教的外衣。明代吳麟征《家誡要言》云：“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氣。”

　　義只通行于江湖，不適用于夫婦

　　“結義”俗稱“拜把子”，即相好的朋友結為異姓兄弟。明清后，由于《三國演義》“桃園三結義”的共創江山、生死不渝故事影響，結拜之風自市井百姓至文人官吏間皆極盛行，反映了傳統社會中小生產者團結互助的需求。

　　義可以說是一種含有政治色彩的利益結合，當然，喬峰與段譽及耶律洪基結義乃是由于被對方的人格魅力及風度氣質所吸引而產生的惺惺相惜。這種對于英雄好漢的慷慨大方及傾慕之情常常溢于言表，與其對女人謹慎遠離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反差。在今人眼里忠義與情欲這兩個不同的范疇，在古人心目中卻是對立的，義只通行于江湖，而不適用于夫婦。

　　學者孫述宇先生在研究《水滸傳》時指出，結拜是許許多多在危險環境活動的人的習慣，他們為求生存，盼望與伙伴們團結得更緊密，以得到支援與保護。對于江湖中人來說，兒女之情不僅無用，還可能妨礙英雄的事業。“妻子”是典型的“小家庭”的標志性產物，它的存在，極大地阻礙著英雄們“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手足之情的進一步深化。

　　紅顏禍水，英雄的“恐女癥”

　　為什么中國古典小說要將“忠義”與“情欲”這兩個今人看來風馬牛不相及的范疇對立起來，而西方騎士小說往往英雄美人相得益彰？在忠義與情義的選擇上，中國英雄只能堅定不移地取忠義而舍情欲，方能顯示英雄人物的高尚倫理道德。

　　“英雄殺嫂”模式是這一意識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慣常的表現，如武松殺潘金蓮，石秀殺潘巧云等。這種女人總是淫惡的化身，中國古典小說常賦予“淫婦”五個特點：淫蕩無度、出身低賤、行為主動、潑辣狠毒、有謀害親夫的行為或可能。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惟其“賤”，才沒有太多的顧忌，才有以性誘惑作為手段，沖擊男權社會、改善生存環境的必要。男權中心用“紅顏禍水”這個詞詆毀女性的同時，反證了男權社會對“紅顏”特別是對不受父權體制控制的“淫婦”的力量的恐懼。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傳統的英雄好漢都患有某種程度的“恐女癥”，不但不近女色，而且極端痛恨奸夫淫婦，對于那些肆情縱欲者，莫不“割腹剜心，凌遲處死，拋尸棄首”為快。正因為美貌會誘惑男性“舍大家為小家”，從而會造成類似“忠義堂”的理想父權機構的分崩離析。

　　因此英雄好漢只有被塑造成“無欲”的個體，將女性帶來的潛在危機摒斥在外，“忠義”才能通行無阻，理想的男性社會才能建立和維持。“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弱肉強食的江湖世界，兄弟情誼是一種舍生共死的心理需求，一種激勵斗志的力量源泉。

　　酒：女色的替代物

　　俠義小說中的“禁欲”，并不等于佛道中的“禁欲”，前者禁絕的只是情欲，而喬峰與古典小說中的英雄們有個共同的愛好：嗜酒如命。常言，酒色之徒非君子，在俠義故事中,“酒”、“色”兩字常常相伴出現。

　　作為一種替代性的欲望滿足物，酒與女人具有同等功能，文學作品中大凡使酒的英雄，多不好色。“醉酒”是俠義故事中刻畫人物性格和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手段。好酒不僅不會減損英雄形象，還是塑造英雄豐滿形象和可愛“缺憾”的優先選擇，而“醉酒”是考驗英雄意志、人格的最佳方式。喬峰則將這種堅定意志發揮到極致，越喝越清醒越豪情萬丈，這種對酒精免疫的塑造實質在暗示喬峰在欲望面前有著超凡的駕馭力。酒是色欲的暗涉，“千杯不醉”表明犯錯誤的機會也不存在，酒精對他都不起作用，更何況是女色了。(胥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