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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好人政治到教育救國進而是鄉村教育——最終，梁漱溟走上了鄉村自治的道路，他認為這是中國的惟一出路。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用“血雨腥風”形容并不為過：大小軍閥連年征戰，兵連禍結，生靈涂炭。面對這片慘不忍睹的刀光劍影，剛入中年、一向具有儒家淑世情懷的梁漱溟一面向學一面問政，力圖為中國別尋新路。

　　在“五四”時期，梁氏堅守儒學立場，堅決反對以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運動對儒學的批判，因此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不過，雖然文化、思想觀念全然相反，但政治觀點上他與胡適等人卻有相當共識，所以不僅成為胡適發起的《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2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著名宣言的十六位簽署人之一，而且他還在胡適起草時積極提出修改意見。《我們的政治主張》中心思想是公眾、尤其是“好人”應該積極參政，不能只滿足于自己做“好人”，因為時下政治如此黑暗重要原因就在于“好人”不愿從政。

　　梁氏在此前給胡適的信中就曾寫道：“今日人民太無生氣，好人太無生氣，故鬧到如此地步。”政治改革需要“好人”出來從政，而“好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產生，所以他進一步認為教育是救國的根本。中國是農業國，農民占絕大多數，更為根本的問題當然是農民的教育問題。

　　為了實踐自己的主張，梁漱溟于1924年秋離開北京到山東參與實際教育事業。雖然這次為時半年的實踐以失敗告終，但對農村、教育的真切了解，卻使梁漱溟對農村是中國問題根本的信念更加堅定，當然也使他的觀念進一步從鄉村教育深化為鄉村自治。他在1927年元月得出了明確的結論：農村是中國基礎、只有“鄉治”才是解決中國問題根本之途。

　　1927年5月，梁漱溟應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代總司令的老友李濟深之請，到廣東考察政治。他對李濟深說:“我期望你能替中國民族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并出一條路來走，方為最上。如何去替民族開這條路出來？則我之所謂鄉治是已。”在他的不斷解說下，李終為所動，也認為鄉治是中國的惟一出路，于是請梁代己擔任廣東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梁漱溟在會中提出了《請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認為鄉治講習所既是社會教育機構，也是輔助政府的人才儲備與篩選之所，所以除了對廣大鄉民進行教育外還要為地方尋求、推薦合格的鄉村自治人才。

　　1929年2月，梁漱溟離開廣東，先后考察了黃炎培在江蘇昆山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改進試驗基地，晏陽初等在河北定縣翟城村的中華平民教育會的試驗區；也應閻錫山之邀，到山西考察了閻頗引以為傲的村政建設。

　　這次長時間大范圍的北上考察，使梁漱溟有“吾道不孤”之感，因而信心大增。但是，他認為職業教育社與平民教育會，將教育重點從城市平民轉向農民雖然是一重大進步，其意義超過辦中學和大學，但仍是治標不治本之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而他最不滿意的，則是當時聲譽甚高的山西村政建設。他認為，山西村政建設的最大問題是政府作用太大，而民眾作用太小：“政府愈管則人民愈被動，愈不動。”“故山西村政，若作自治看，則自治之生機已絕。”“山西各項新政，原都是好的；而上面用力太過，人民純處于被動，其易有弊害，理所當然。”“中國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強似鐵鉤。亦許握鐵鉤的人，好心好意來幫豆腐的忙;但是不幫忙還好點，一幫忙，豆腐必定要受傷。”“現在全國黨政各界，有一句時髦的話叫作‘建設’，不知老百姓最怕聽建設這句話。然則就不要建設了嗎？當然不是。幾時自治的習慣能力養成了，政治的大路開出來，則建設自然而然，應有盡有。”對那種集中力量辦一個或少數幾個“模范區”的做法，他認為意義實在有限因此至為反感。

　　顯然，村民自治是梁漱溟的鄉建理論的核心。他一再強調中國農村的重建關鍵在于在以倫理為本位的條件下重建鄉村組織。這種組織，就是教育與行政合一的“鄉學”“村學”。

　　但最終，梁漱溟因李濟深在與蔣介石的政爭中失利下臺而無法再回廣東。經種種努力，他又先后在馮玉祥、韓復榘的支持下在河南、山東推選鄉村建設試驗。1932年底，國民政府召集全國內政會議，通過縣政改革案和地方自治改革案等。由于梁氏在山東鄒平、菏澤兩縣的試驗取得相當成效，山東省政府將這兩縣作為實驗區。

　　在政府的支持下，這兩縣的“實驗”較前順利，然而日本全面侵華卻使鄉村建設突然中斷。當時中國面臨的嚴酷現實，使鄉村建設確難實現，但蘊含其中的洞見，卻依然值得重視、珍惜。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