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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方面認為，中印關系沒有脫離正軌，但相互還存在一定誤解需要消除

　　中國國家元首近十年來首次訪問印度，引起國際輿論廣泛關注，一時間“龍象為鄰”再次成為焦點話題。在胡錦濤主席訪問印度之際，本報記者就中印關系采訪了印度政府前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成員B·拉曼、印度前財政部長顧問古魯斯瓦米。

　　印度對華友好基調沒有變

　　《國際先驅導報》：最近印度一些輿論提出要對中國保持警惕，印度公眾對中國的態度到底如何？

　　拉曼：印度人仍然對中國和中國人很友好。在印度，很多人都對注重實效的中國領導人以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進程表示十分敬佩和羨慕。印度人民一直非常敬仰中國文化，這種情況沒有什么變化。在談論胡錦濤主席這次訪印時，印度輿論在涉及中印關系的各個方面都出現了很強的爭論，媒體上最近發表的有關文章也遠遠多于以前，然而，這并非意味著印度輿論對華態度突然轉向。

　　古魯斯瓦米：在印度，左翼一直推動著反對與美國接近的言論，而右翼則主導反對中國輿論。從根本上說這僅僅是針對印度國內聽眾，他們是用此來作為抨擊現政府的一種手段。目前，中國在印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和強有力的朋友，不過那些親美的利益集團力量也相當強大。對于印度來說，十分重要的是發展與中國的良好關系。然而，有些人會把中國與巴基斯坦的接近看成是對印度的不友好。

　　對中國公司的擔憂被夸大了

　　《國際先驅導報》： 為什么印度一些安全問題專家會提出對中國投資現在才開始加以限制太晚了？

　　古魯斯瓦米：的確，安全問題專家有些擔憂中國涉足印度的港口和電信領域。不過我認為這種擔憂被夸大了。其實一些西方公司，比如愛立信、Nortel等在印度有很大的生意的公司也在通過他們的公關咨詢公司散布對中國公司的擔心。依我看，商業利益總是能夠以一些非常陳舊時髦的安全利益理念來做幌子。

　　拉曼：中國是首批以積極措施加以防范全球化消極影響的國家之一。不幸的是，在印度，由于情報和安全局一直把巴基斯坦和反恐作為要務，直到現在都尚未在這方面采取積極的全面措施，以往有關涉及外國投資以及國家安全的投資決定非常零散。在90年代，當納拉辛哈·拉奧擔任總理時，印度曾經就是否允許美國公司參與印度的電信服務進行過爭論，后來在高達任總理時，印度就是否允許東南亞國家參與印度國內的航空服務再度引發爭論�，F在這個問題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我們規定除了對企業要進行特別審查之外，還要有一個涉及全球化和國家安全領域的全面的審查，這種規定旨在制定一些必要的指導原則，便于實施。而從媒體的報道看，它們似乎僅僅對針對中國在港口和電信領域的公司的全面審查更感興趣�，F在印度政府已經注意到這種輿論給公眾所帶來的錯誤認識，政府正在試圖表明所發布的安全指導原則都應該適用于任何國家(除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之外)。我個人也希望這將能夠有助于消除在中國存在的一種錯誤認識，即中國公司在印度成為不公平的靶子。

　　把邊界爭議限制在可控范圍

　　《國際先驅導報》：現在兩國官方都表示邊界不會成為影響中印關系發展的一個大障礙，但兩國都存在這樣一種非常強烈的聲音，即邊界問題不解決兩國間的實質性關系無法向前進步。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兩國目前都很難在邊界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

　　拉曼：中印政治領袖和決策者都不允許邊界問題成為阻礙兩國在其他領域發展關系的決定非常正確。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思想主導下所產生的良好結果——中印雙邊貿易增幅巨大、兩國領導人以及人員之間的交流來往不斷增加……現在即便雙方就一些敏感問題產生爭論，也能控制在彼此能夠適應和接受的水平。

　　不過，如果中印之間不能把邊界問題解決到令雙方都滿意的水平，那種揮之不去的記憶和對于過去的關注總是會影響兩國關系未來發展方向的。而這種記憶在印度人腦海中的印象遠比中國人更清晰，因此，雙方需要盡可能快地找到一個彼此能夠共同接受的邊界問題解決方案。在我看來，中印應該把那些有爭議的地區分成三個部分來加以處理：首先是引起戰略關注的地區，比較典型的就是達旺。中國專家把達旺看作是外界進入西藏的一個戰略門戶，而印度專家則認為達旺是進入包括阿薩姆在內的印度東北部地區的門戶。第二部分是那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區，這些都是有移民的地帶，達旺同樣也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中國并沒有面對這些問題，但是印度有這種問題。第三個部分是不具備戰略關注也沒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帶。如果前兩個問題能夠解決到雙方滿意的地步，那么第三個部分也會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與此同時，雙方要保持目前這種不允許邊界問題的任何分歧波及到兩國之間全面友好關系的態勢。這就需要新德里和北京之間在考慮雙邊關系進展和邊界談判時增加透明度，每當缺少透明度的時候，兩國人民總會產生一些虛構的擔心。

　　戰略伙伴關系還需鞏固

　　《國際先驅導報》：去年中印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如何看待目前中印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

　　拉曼：拉·甘地1988年訪問中國時曾經會見過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自那時起，中印雙方就建立起一種相互適應和接受的關系，兩國領導人和決策者一直在緩慢地推動雙邊關系發展。現在雙方“共同培育的”戰略愿景已經形成，這種愿景包括四個組成部分：第一，坦率承認，從歷史等因素看，中印之間還存在一些“戰術性困難”，雙方需以持久的和堅定的方式來消除這些差異，絕不能允許這些分歧再度加重；第二，在采取措施消除分歧時不能再產生新的分歧；第三，有必要建立起雙邊之間的多層次聯系網絡；第四，各自沒有“隱蔽的動機”。同樣地，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也不應該被允許對中印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如果這樣的愿景能夠得以維持和促進，那么中印之間將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戰略伙伴關系。

　　遺憾的是，中國和印度的智囊機構的質量目前都并不太令人滿意，他們陷入兩個極端——一些屬于“兄弟對兄弟”范疇，這些人僅僅是關注中印積極的方面，把一些負面的東西“都放在地毯上”；還有一些人屬于“大呼小叫”型，這些人僅僅關注中印關系的負面因素，對于積極因素視而不見。我認為，對于兩國的智庫來說，應該對正面和負面因素能采取比較均衡的觀點。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