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2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4月28日發表署名文章《中西風波漸過：深層問題再思考》指出，由西藏問題和北京奧運而引發的中西官方和民間情緒對立，隨著一系列歐洲官員、特使的訪華和中國官方傳媒的出面干預，稍有緩和跡象。但風波漸過，其實正是中西雙方人們靜下心來，對一些深層問題進行反思的時候。

　　文章摘錄如下：

　　法國方面接連派遣特使訪華，從策略層面上顯示，中法雙方都不希望雙邊關系因此次風波而受到損害。對法國來說，中國是其巨大的市場和合作伙伴；對中國來說，法國今年下半年將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其間正值北京奧運，因此中國也希望法國能發揮正面作用。

　　從戰略角度看，雖然近年美歐趨于接近，但歐洲對中國而言，始終是其平衡美國影響的重要伙伴，對平衡未來國際秩序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從此次中西風波的情況來看，其間一個深刻的教訓或啟示是，雙方有必要將一系列問題予以分開處理，這樣才能避免將各種不同的情緒混為一談。首先，雙方都必須將政治分歧與民間情緒予以分開。用中國官方的語言來說，西藏風波背后有一部分海外敵對勢力的影子；但除此之外，中國與西方在官方層面面臨的，主要是微妙的探索與磨合。

　　從民間情緒來說，如筆者在之前的評論中所分析，雙方更是揉合了種種復雜的情緒：西方有數百年東西秩序傾斜而導致的傲慢與偏見，也有對中國的誤解，以及隨著中國迅速崛起的心理調適；中國對風波顯示了正義回應的同時，也凸現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自身策略的不當以及在體制深層的一些問題。

　　因此，套用一句西方的諺語，處理中西沖突時必須“上帝的事情歸上帝，凱撒的事情歸凱撒”，將西方和中國的問題和情緒分開予以審視和處理。而恰恰在這方面，最近在中西雙方都出現兩個不甚健康的現象：一、因風波而拒斥對方整體；二、因對方問題而拒絕反思自己。

　　以前者而言，中西風波爆發后，無論是西方還是中方的部分人士，都似乎有意無意地將對方作為一個整體予以拒斥，而忽略了其中從官方到民間各種不同的范疇、傾向和相應的溝通空間。以后者而言，雙方的人們此次都顯示出一定情緒化。

　　西方一味抓住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政治體制的深層問題，來回避其自身的文化傲慢和偏見；而中國的某些人則抓住西方的問題，有意無意地試圖為自身的問題開脫，并繼而拒斥西方的整體價值觀。

　　這些不健康的趨勢不但無助于解決分歧，而且也不利于未來中西雙方的各自提升和交往。如筆者在之前的的評論中所述，西方的人們必須思考幾個問題：面對中國和西藏，西方多年的的批判主義的實證主義傳統何以輕易讓位于情緒化的簡單思維？面對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西方的心理位置如何調適？

　　同樣，對中國的人們來說，也須思考幾個問題：一、迅速崛起下的中國民間，是自信與悲情的結合，未來將走向何方？二、中國體制深層的問題如何解決？三、中國與西方未來的心理位置如何調適？

　　如何研判中國的民族主義？

　　就目前而言，有一個問題似乎已經共同提到雙方人們的面前，即如何研判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最近十年，繼1998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2005年的中日民間風潮之后，這次是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又一次爆發。無論是西方輿論還是中國自身，都十分關心中國民族主義走向何方的問題。

　　筆者認為，判斷中國民族主義未來走向，必須首先考察其來歷和性質。如前所述，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主要來自于歷史悲情，再加上崛起期的自信逐漸增強；關鍵是，這種歷史悲情能否得到理性處理而成為振奮民族精神有效動力，同時崛起期的自信不至于演變成為一種對西方的集體傲慢。

　　現階段的中國民族主義，存在以下四個特點：一、表面進攻，內在自衛；二、表面拒斥西方，實則渴望獲得西方認可；三、表面理念清晰，實則內在迷茫；四、表面自信乃至傲慢，實則尚缺乏成熟。

　　一言以蔽之，中國現階段的民族主義是中國民間從迷茫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其間伴隨有某些由外力催生的情緒激蕩和內心不成熟導致的非理性；但就本質而言，中國國民性格自古以來的特征仍一以貫之，即善良和不具進攻性。

　　19世紀末的中國文化名人辜鴻銘在其《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曾將中國的民族性格歸納為深沉、博大、淳樸三大范疇，這在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中仍依稀可見。

　　但對中國國民而言，如何盡快走出迷茫的困境，逐步走向健康自信的境界，尚需許多努力。(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