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就業難題逐漸凸顯，大學生們的就業期望值也在降低。而記者采訪發現，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開始在高校抬頭，不少女大學生或“相親找對象”，或在網上發帖征婚，有的甚至走進了婚姻介紹所。“急嫁族”群體的漸趨龐大正引起各方關注。

　　女大學生：不忙就業忙相親

　　近半年來，在父母安排下，山西大學大四學生李麗已經歷了三次相親。三個相親對象分別為公務員、民營企業家之子、個體老板。李麗的父母認為，家境殷實、有房有車等“硬件”是他們為女兒物色人選的主要“指標”。目前，他們正在聯系第四個相親對象，為的是“要優中擇優”。

　　據李麗的同學高毓敏介紹，像李麗這樣忙著相親，準備畢業即結婚的大學“急嫁族”并不鮮見。“急嫁族”人數雖仍不龐大，但 “嫁個好老公，少奮斗20年”等口號正在抬頭，“男靠家，女靠嫁”成為了很多學生的共識。

　　高毓敏說，“剛上大學的時候，和男生一樣，女生同樣對未來充滿憧憬，”高毓敏說，“可讀了四年大學，反倒感覺沒什么追求了，只想找對人，把自己給嫁了。”同宿舍就有三人曾相親，其中一位室友自大三以來已“相”了五個人。

　　據了解，大學“急嫁族”并非山西獨有。家在山西的浙江大學學生昝多嬌說，與太原的父母安排相比，浙江的急嫁學生們更富“獨立自主精神”。如浙江大學校園網“縹緲水云間”論壇上常有“急嫁族”們貼出“征婚貼”，對對方自身及家庭條件要求頗高，跟帖者眾，卻很少有人能符合要求。

　　山西財經大學一些女生告訴記者，和急嫁族們一心撲在“找對象”上相比，更多的大四女生奉行“兩手抓”：一手抓學業工作，一手抓找對象。

　　記者發現，婚姻介紹所已成為高校“急嫁族”尋嫁的重要途徑。在記者走訪的幾家婚介所中，都有在校大學生登記在冊，年齡普遍在21到23歲之間。太原愛語婚介的有關負責人坦言，許多未婚的成功人士都希望能找大學生，因為“女大學生年輕有知識，且相對單純”，而前來征婚的大學生則直言目標是“事業有成者”。

　　三大壓力讓女大學生求“嫁”若渴

　　“最近幾年，知識女性的自信出現了大幅度的滑坡，成就意識明顯減弱，以婚姻家庭為中心的傳統價值取向則在回歸，”山西大學社會學教授邢媛說，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受競爭日趨激烈的就業環境所“迫”。

　　首先是就業時的性別歧視。盡管越來越多用人單位向女大學生打開大門，但由于人才供應仍遠大于需求，很多用人單位仍明顯傾向于男大學生。即使學歷稍高的女研究生，就業時也不如男生受歡迎。

　　剛畢業的山西財經大學研究生小楊告訴記者，許多用人單位不明說拒絕女生，卻明顯歡迎男生，她和同宿舍女生都向很多用人單位遞了簡歷，也參加了多次面試，可愿意接收的單位卻少得可憐。

　　其次，女性工作績效不如男性容易得到肯定。邢媛認為，這些都給女性在社會競爭中增加了更多的成本，知識女性要自由地實現個人價值更為艱難，女性的進取意識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壓。

　　另外，不少女大學生認為她們深受家庭傳統觀念的影響。李麗說：“高中時，媽媽說要用功讀書，上了大學，媽媽又說女人最重要的是找個好丈夫，干得再好也不如嫁得好。”

　　傳統觀念回歸還是功利心態抬頭？

　　有人說，“急嫁族”的做法是傳統觀念的回歸，只是對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無可厚非。但也有些社會學者指出，“急嫁族”的蔓延趨勢反映了當代大學生浮躁、功利的心態，其中折射的諸多問題不容忽視，應引起各方重視。

　　首先是對愛情的背離。“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然而，或為嫁入豪門，或為實現“曲線就業”，或為盡快改善經濟條件，目的都過于功利，既有違道德準則，又背離愛情規律。據高毓敏介紹，一個大學三年級女生在學校本已有男友，但在家里的安排下卻與某市長的兒子相親，并決定待女生畢業后就結婚。

　　其次，自身價值的淪陷。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女大學生的成就意識偏弱，相當一部分的女大學生進入大學后存在著目標失落和價值模糊的問題。她們把上大學作為人生奮斗的頂峰，于是進取意識日趨淡薄，她們在考慮未來時，很少想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只想將來能有一位令人羨慕的丈夫。

　　第三，“急嫁族”的出現，還折射出大學生享樂主義思想的泛濫。在他們看來，找個好人家就什么都有了，不用奮斗了，可以享受了。

　　山西大學心理咨詢中心主任劉麗分析說，大學生應該努力在奮斗中實現自身的價值，而“急嫁族”的出現不僅是大學生對自己沒有信心的表現，也是對自身價值的一種否定。

　　劉麗認為，要改變女大學生功利化的“急嫁”心態，需要多方努力。政府要在就業政策上多關注女性就業，用人單位也要改變性別偏見，切實改變就業市場上性別的性別歧視；此外，家長要轉變教育觀念，引導孩子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學校也應該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和引導。(來源：經濟參考報；作者：劉云伶 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