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貿易的成就有目共睹，以至于不少人稱中國是全球貿易發展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對外貿易的國際利益分配、國內利益分配和宏觀經濟三大失衡也日益突出。

　　中國外貿的國際利益分配失衡表現為中國仍然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較低層次，對外貿易發展的利益多數為別國所得。我們收獲了一大堆光彩奪目的數字，但這些數字背后的實際利益我們得到的并不多。

　　單純從賬面統計來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已經相當理想，初級產品進口遠遠超過出口，出口以制成品、特別是機電產品為主，但外資企業主導、加工貿易主導兩大特征使得上述賬面數字黯然失色。自從2001年以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總額、進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就一直高于50%。2005年進出口企業500大排行榜上，外商投資企業占60.8%，國有企業占28.2%，其他企業占11.0%；出口企業200大排行榜上，外商投資企業占62.5%，國有企業占28.5%，其他企業占9%。

　　同樣是這些年來，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一般貿易，今年上半年中國一般貿易進出口3422.8億美元，占同期進出口總額的43%；加工貿易進出口3748.3億美元，占同期進出口總額的47.1%。

　　外資企業主導，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資企業手中；加工貿易主導，意味著我們從龐大出口中得到的只是一點可憐的加工費，利潤的大頭都為客戶所有，也意味著中國企業之間還要為這點可憐的加工費你爭我奪，頭破血流，以至于低價競銷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久治不愈的痼疾，而中國從1995年以來也一直位居世界反傾銷最大目標國。也正由于外資企業主導和國內產業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的問題，我們枉自擁有世界排名第三的進出口貿易數字，對世界市場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卻沒有多少置喙的余地。

　　中國外貿的國內利益分配失衡表現為經濟的國內部門和出口部門、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落差。與其他所有被動卷入國際分工體系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后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沿海地區與內地發展失衡的問題。新中國建國之后，在政府的強力調整之下，國內區域發展落差明顯縮小；但改革開放之后，國內區域發展失衡再次加劇。時至今日，外向型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幾乎已經不讓中等發達國家，廣大的中西部則相形見絀，以至于作家張廣天驚呼中國已經進入“三國時代”，東、中、西部發展差距之大，猶如3個國家；學者胡鞍鋼則稱中國是“一個國家，四個世界”(加上農村)。

　　與此同時，中國出口貿易增幅多年超過國內消費增幅，出口部門的增長超越國內部門增長，這種增長格局使得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拉動，也使得持續巨額對外貿易順差成為全球經濟失衡的標志之一。

　　無疑，上述三大失衡之所以出現，自有其時代根源，未可一律抹煞。在外資企業主導地位上升的同時，中國內資企業貿易額并未絕對下降，而是也在增長；外資企業所有者們雖然拿走了絕大部分利潤，但至少到目前還是為就業和國際收支作出了正面貢獻；而且，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趕超過程中難以避免向發達國家和地區繳納“貢賦”的階段。但時至今日，上述三大失衡不僅危及中國外貿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危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不僅影響國內，而且波及國外，推進外貿轉型、調整外貿失衡，已經勢在必行。

　　在調整國際利益分配失衡方面，我們要做的是通過推進自主創新提升我們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通過取消對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為內資企業創造平等發展的環境，通過優化企業組織結構和貿易談判機制、完善國內市場體系建設來強化我們對國際市場價格的話語權。從自主創新戰略的提出實施，到出口退稅新政，到“兩稅合一”推進，我們看到這種調整正在有序進行。

　　在調整國內利益分配失衡方面，我們要做的是推進中西部地區發展，改善中西部地區商業環境，促進資本流向中西部地區，更重要的是改變過分外向的發展戰略，因為地緣格局決定了中西部地區無法“克隆”東部沿海的外向型發展道路，更多地必須依靠國內市場發展。

　　在調整宏觀經濟失衡方面，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片面遏制出口增長(盡管我們絕對需要盡快遏制高能耗、高污染、低增值商品出口增長)，而是促進進口增長。為此，固然需要推進貿易便利化建設，但更需要做的是改善國內收入分配格局，恢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文章來源：中國證券報，作者：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